通過企業調研和對傳統體制的反思，筆者曾提出了“建立競爭性經營管理人才市場，實行國有企業招標承包”的思路。隨著改革的逐步深化，從產權關系入手，筆者提出了“多元導向經濟和生產要素聯營”的思路，它的基本形式“泛股制”與股份合作制一起，獲得廣泛推廣，“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是其主要原則。

    對有限“按勞分配”的思考

    由于經濟活動的直接目的是經濟利益，因此，分配問題歷來是經濟和經濟學中的核心問題?？v觀經濟發展史，關于分配問題的解決集中到兩方面：一是分配對象是誰，二是如何分配。

    傳統體制下的企業收入分配原則實際上是一種行政手段性質的有限按勞分配，通過近一個世紀的社會主義經濟實踐，特別是現代系統論的發展，人們越來越感到它存在著明顯的局限。經濟體制改革的實踐幾乎每一步都涉及到分配問題，并且對此進行了全面的改革。

    有限按勞分配導致了許多弊端，“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思路正是始于改革實踐對這些弊端的反思。首先，有限按勞分配導致實踐中的自我矛盾。因為從具體分配看，勞動者生產的勞動產品分為滿足社會公共需要部分和滿足個人消費需要部分，前一部分由國家和集體集中使用，以滿足勞動者總體的長遠利益需要，從來源看，是國有資產和集體資產的報酬，實際上是所有權收入，因而是按資分配。然而，從勞動價值論看，人們認為勞動產品之中包含的新增價值是勞動力創造的，物質資本不創造價值，只轉移價值；因此，所有權收入（利潤）是不合理的。

    既然認為物質資本不創造價值，只轉移價值，因此，不會有人愿意積累和投資。于是再生產無法進行，而國有企業資產得不到補償，不僅無法增殖，連保值也談不上。

    為了解決這個矛盾，傳統體制采取對勞動者創造的價值作種種“必要扣除”的辦法，但從實踐看，這種隨意性很強的措施，無法取代所有權收入──“利潤”這一調節生產與消費關系的經濟范疇的功能。于是，各級政府和國有企業往往不問效益盲目投資，為此長期實行低消費、高積累。而集中的行政性投資計劃下產生的產業、產品結構很難適應需求結構的變化。加上脫離需求搞積累，積累就失去了目標。結果是一方面投資規模不斷擴大，經濟效益卻十分低下；另一方面人們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卻長期憑票供應，市場上短缺與滯存長期并存，社會主義經濟的優越性難以體現出來，嚴重挫傷了勞動者的積極性。

    從勞動方面看，既然一切收入都是勞動的創造，其他非勞動要素沒有貢獻，因此，在分配中，分光吃光與向國際水平看齊的消費攀比導致的消費膨脹就成為一股理所當然的要求。這種潛在的趨勢，在傳統體制下，被國家對企業分配的直接控制而制止，而在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國有企業實行了兩權分離，國家宏觀財產約束關系逐步減弱，片面的加強經營權過程實際上是國有資產逐步失控，陷入無人負責狀態的過程，于是企業自主權越大，這種消費膨脹趨勢越可能成為現實。企業經營者和職工可以想方設法用擴大的權力增加個人收入，這就使傳統體制下潛在的“消費膨脹”轉化為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膨脹。

    傳統的有限按勞分配的又一缺陷是不對稱性。勞動者在企業中進行勞動，其報酬與企業經營成果（盈虧）無關，而是以他們生產出來的產品或使用價值為計算尺度。至于產品能否賣得出去，其價值是否能實現，與勞動者報酬無關。企業虧損由國家負責，勞動者旱澇都保，這是盈虧的不對稱。事實上，這一缺陷是所有經濟都未解決的問題，并非按勞分配獨有。美國經濟學家威茨曼就指出，傳統經濟是“工資經濟”，勞動者報酬是粘性的，他試圖用“分享經濟”的辦法解決這一問題。

    在現代科技發展時代，有限按勞分配將會使分配不公平達到荒謬的地步，例如在一個生產率強大的自動化生產系統中按電鈕的工人，比一個終身靠手藝從事傳統產業的熟練工人創造的價值大得不可比擬，而這正是發展中國家二元經濟中現代部門和傳統部門工資差別的現實。

    正因為如此，經典意義的按勞分配從未在任何地方實施過，實行傳統社會主義經濟的國家實踐中的辦法是一方面強調按勞分配，另一方面，強調國有資產保值、增殖，“利潤”范疇從理論上被否定，但在實際上從未被取消過。

    經濟體制改革的事實證明，如果使勞動者人人皆有資產，實行勞動者與生產資料的直接結合，將是取代少數人占有生產資料的私有制經濟的更有效的產權制度創新。

    根據這一認識，筆者提出了我國企業改革的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責權利對稱的責任制原則，此后在實行“泛股制”時采取了“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結合的方式。其實質是承認投入經濟系統的每一生產要素都可按其價值，參與分配，責權利對稱。

    勞動價值論與系統論結合

    有限按勞分配的基本缺陷是形而上學地將勞動孤立地理解為僅僅是勞動力獨自作用的結果，將勞動力與由多種生產要素組成的經濟系統及其他組成要素割裂開來。于是，一個經濟系統整體的運行及其功能──創造價值的勞動被歸結為只是該系統中一種生產要素，勞動力的獨立的功能，認為只有勞動力具有創造價值的作用，其余的要素只能夠轉移價值。

    馬克思實際上已經發現了狹隘地理解勞動價值論可能產生的誤區，他在著名的“哥達綱領批判”中指出，“勞動是一切財富和一切文化的源泉”的觀點是德國社會民主黨中的拉薩爾分子的幼稚觀點，他指出：“勞動不是一切財富的源泉，自然界和勞動一樣也是使用價值的源泉”。雖然，在馬克思時代，系統論并未問世，但很明顯，馬克思在這里顯然已具有了系統性的思想。

    現代科技的發展使人們清晰地看到，一切經濟運行都可以視為生產要素結合成系統，不斷擴大規模，進行再生產的反復循環過程：自然要素與勞動是最基本的初始生產要素，兩者結合才能展開生產過程，在往后經濟運行中的不同階段和場合，二者表現為各種不同的具體形態：物質資本、勞動力、管理才干和技術等等。

    一種孤立的生產要素，無論是物力資本還是人力資本都是無法推動勞動過程的，生產要素必須組成一個系統才能進行勞動，因此，勞動只能是經濟系統整體的功能，價值增殖也只能是經濟系統整體的成果。實際上，選擇生產要素投入方向、結構，實行投資行為，資產經營等等都是經營管理的內容。因此，生產要素系統運動是一種總體勞動，這種總體勞動物化于勞動商品之中，使得勞動商品價值大于各種生產要素耗費價值之和。我們將上述現象稱為“生產要素系統增殖效應”。

    總之，勞動只可能是生產要素系統的總體勞動，而不可能是某一生產要素孤立的自我運動；價值增殖只能是生產要素系統總體勞動的結果，而不可能是某一生產要素（無論是勞動力還是資本）獨立運動的結果。這一理論的重大創新價值在于，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本身也就包括了按勞分配，因為物質資本實際上也是物化勞動，這樣一來，在系統論的基礎上，按勞分配和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實現了有機統一，這既是一種廣義的完全按勞分配，同時又是完全的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因為，分配關系實際上是生產要素所有權關系的反映，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也就是將一切投入經濟系統的生產要素都資本化了。

    系統論使土地等自然資源的價值增殖得到科學解釋，因為經濟系統是由多種生產要素組成，其中任何一個要素都是必要的，都作出了貢獻，因而也應當得到相應的分配。這是社會通過市場對有限資源進行合理配置的需要，如果不承認自然要素的價值，那么有限的自然資源將被濫用，結果導致再生產無法持續進行。自然要素的價值就是社會用于避免其濫用，實現優化配置的成本。

    應當提出：價值增殖可能是一種負增殖、表現為虧損，但虧損也是勞動成果。然而，人類認識到這一點經過了漫長的歲月，在未認識這一點之前，經濟生活中生產要素的結合都是在以物質資本為決定因素的基礎上進行的。在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過程中，物質資本都支配著勞動者。從生產函數角度看，這可以說是以物質資本為唯一變量的一元導向經濟。產生一元導向經濟的原因與生產要素本身特點及生產力發展水平緊密相關。

    自然要素的基本屬性是其有限性。首先，物質存在在總量上是守恒的；其次，在一定的技術水平上，人們對自然要素的開發、利用是有限的。自然要素有限性首先約束了物質資本的生產與供給，進而限制了消費資料的生產與供給。結果，相比之下，勞動力往往成為相對過剩要素。

    在每一既定的技術水平條件下，都存在一個生產函數，相應的技術系數決定了生產要素的配置結構。于是，短缺要素成為經濟增長的瓶頸。在自然要素為私人占有的條件下，短缺要素的所有者借此可以取得對生產和分配的支配權。由于自然要素以及以此為基礎的物質資本通常是短缺的，而勞動力通常是過剩的，生產要素通過市場配置必然使物質資本所有者對于勞動力具有壟斷地位。馬克思曾明確提出：“……正是從勞動所受的自然制約中才產生出如下的情況：一個除自己的勞動力外沒有任何其他財產的人，在任何社會的和文化的狀態中，都不得不為占有勞動的物質條件的他人做奴隸。”因此，物質資本的歸屬之所以對經濟系統具有決定作用，實際上是自然對人類自身發展的制約。

    綜上所述，形成一元導向經濟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受到有限的自然資源和生產力水平約束，物質資本通常是短缺的，而在生產要素為不同所有者所有的前提下，短缺往往引致壟斷，這種壟斷必然導致物質資本對勞動力，亦即物對人的制約。

    在這種制約下，生產要素的投入結合不是由全體所有者（物質資本所有者和勞動所有者）平等地聯合投入，而是由物質資本所有者作為主人按自己的意愿投入，勞動力只是物質資本所有者所投資金的轉化形態。生產要素的這種結合方式決定了物質資本所有者對生產全過程的支配。因此，勞動產品也自然為物質資本所有者所有，勞動者卻不能根據企業經營狀況直接占有其勞動產品，而只能從物質資本所有者那里按生產過程開始之前規定的標準領取勞動力消耗的補償（勞動力再生產費用）。而物質資本所有者所得收入卻是隨著經營結果變動呈彈性變化的。

    既然物質資本投入受利潤率影響呈彈形變化，而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通常是剛性的，與企業效益無關。其結果必然是：投資彈性和工資剛性發生了矛盾。這種矛盾發展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失業，需求不足和通貨膨脹。因為一旦物質資本所有者遇到危機，它就會依據對勞動力絕對支配來轉嫁危機。因此，上述分配方式必然加劇社會再生產過程中各種矛盾：勞資對立，生產和消費，供給和需求等各種矛盾。

    對西方經濟學的批判與繼承

    在西方經濟學中，最早研究分配對象問題的是“三要素論”的提出者法國經濟學家薩伊。薩伊認為，工資、利潤、地租分別是勞動、資本、土地三要素的報酬。以后馬歇爾進一步提出，利息、工資、利潤、地租分別是資本、勞動、企業經營才干、土地四要素的報酬。此后，要素論即成為西方經濟學的正統原理。

    要素論對分配問題的回答仍然不是從經濟系統整體的觀點出發，而是將系統整體的勞動成果分別歸功于四種要素的獨自作用。

    經濟學家曾絞盡腦汁試圖發現一個辦法，分離每一要素在價值增殖中的貢獻，結果卻總是傾向于取消勞動在經濟系統的總體效益中的分配權利，將勞動報酬限制在勞動成本的限度內。而現代系統論的發展證明關于系統內部要素對系統整體功能的獨立貢獻問題只是一個黑箱。因為系統整體不等于各部分簡單相加之和，而是大于各部分簡單相加之和。

    既然無法區分某一要素的獨立貢獻，因此僅僅說明分配來源，并不意味著解決了分配的方式問題。而經驗證明，分配方式是引起現代經濟運行問題的最主要方面。在西方經濟學發展過程中，對分配問題的討論從來沒有停止過，著名的凱恩斯左派羅賓遜夫人就認為，資本主義的弊端集中于分配。

    美國經濟學家威茨曼在其《分享經濟》一書中，用微觀經濟分析與宏觀經濟目標相結合的方法，從分配方式出發分析滯脹的原因，提出了一種新的理論。威茨曼提出，資本主義經濟分為工資經濟和分享經濟兩種模式。工資經濟指的是這樣一種經濟，在這種體系中，廠商支付給雇員的報酬與廠商經營指標沒有聯系，這就使得決定工資合同談判的參數具有粘性。工資參數的粘性導致了工資的固定化，而廠商為了追求最大利潤，對需求變化的反應是在產品數量方面，而不是價格方面。因此，當整個經濟處于不健康狀況。如總需求下降時，根據工資經濟的特點，廠商必然要維持既定的產品價格，而削減產品數量，以保持勞動成本與勞動收益的平衡，這樣勢必造成大量的失業。而政府因此采取的防止經濟衰退的措施又會使資本主義產生通貨膨脹傾向，結果導致失業和通貨膨脹并存。

    分享經濟則可以解決上述難題，因為在分享經濟制度下，工資是由固定的基本部分與利潤共享部分組成的，因此，可以根據總需求的變動進行調整，勞動的邊際成本總是低于勞動的平均成本。當總需求受到沖擊時，廠商可以通過調整利潤共享數額來降低價格，擴大產量與就業，而這些反過來又對廠商增加其收益和利潤有一個刺激作用。因為對廠商來說，只要增加的收益大于勞動邊際成本，廠商就對勞動力有需求。可見，分享經濟具有達到充分就業的自然傾向。另外，在分享經濟中，任何價格都能自動地反饋給勞動成本，從而調整利潤共享比例，使得分享經濟總是具有較少提高價格和較多降低價格的傾向，所以，分享經濟具有內在的反通貨膨脹傾向。

    威茨曼的分享經濟論顯然是對薩伊以來要素論的推進。但仍限于分配方面，而分配方式的問題不是獨立的，是由生產決定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西方興起的職工股權計劃和人力資本理論，更進一步在理論和實踐上推進了分配問題的解決。

    國內流傳的一種錯誤說法是認為職工股權計劃（ESOP）是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美國很多企業推行的一項計劃。其實，美國著名企業P&G從1877年就推行這一方法，中國近代至少在山西就流行類似的“干股”制度，說明這是企業管理中根據實踐需要產生的，而在理論上正好公正地強調了非物質形式的生產要素，如管理、技術、勞動力與資本具有同樣的經濟地位。

    職工股權計劃的做法是：由公司提供一部分股份，或拿出現金，轉交一個專門設立的職工信托基金會，購進股票。然后，該信托基金會根據職工相應工資水平或貢獻大小把股票分配給每個職工，這里已暗示了職工提供的勞動被作為享有公司股權的根據。更進一步的是，職工股按工資水平分配，而工資一般來說是職工提供的勞動力或勞動的函數（勞動時間長短，工齡等因素也包括在內），所以，這一計劃的實質是公司將一部分利潤，采用按勞分紅的辦法進行分配。同時，分配的結果不是直接讓職工得到現金，而是得到一種投資憑證。實行職工股權計劃的公司允許職工行使完全的表決權，或對某些重大問題如公司出售、合并、破產行使表決權。

    職工股權計劃是對分配制度的一次重大沖擊，顯然比僅僅讓職工用現金購買一定股票更具有意義。因為，職工用現金購買股票仍然是對資本對利潤的獨享權的承認，而一般職工畢竟只能購買少量的股票。職工股權計劃則使勞動者的素質成為了人力資本，這給勞動者提供了一條靠自己勞動分享利潤的渠道，這比簡單地讓職工拿出現金購買公司股份又大大前進了一步。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舒爾茨從長期的農業經濟問題的研究中發現，從20世紀初到50年代，促使美國農業生產率的產量迅速增加和農業生產率提高的重要原因已不是土地，勞動力數量或資本存量的增加，而是人的知識，能力和技術水平的提高。舒爾茨據此提出了人力資本的概念。

    人力資本理論認為，資本可分為兩種不同形式：物力資本和人力資本，體現在物質形式方面的資本為物力資本，體現為勞動力素質的資本為人力資本。人力資本形成的關鍵在于教育和培訓，投資于此就是人力投資。人力資本理論認為：企業向受過一般培訓的雇員支付與其它企業雇員一致的工資，而對于高素質的職工則支付高于其它職工的工資，這是由于受過特殊培訓的雇員具有較多的人力資本，可以給企業創造更多的利潤。

    人力資本理論的提出解決了經濟學中著名的里昂節夫之謎，（美國經濟學家里昂節夫在研究美國經濟增長來源時發現一個很大部分的增長無法解釋，這就是里昂節夫之謎）。在知識經濟時代，知識、技術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導因素。世界著名經濟學家麥迪森在《世界經濟200年回顧》中，以世界各國200年經濟增長實績定量地證明：知識和技術進步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因素。

    在此，應當指出的是，知識經濟時代雖然以知識占主導地位，但再也不能采取過去的土地主導和資本主導時代的獨占經濟權利的一元壟斷模式，從而使人類社會陷入新的不平等。這一危險絕非危言聳聽，比爾·蓋茨奇跡般的財富增長速度已向人類提出對知識產權的保護和約束應當放在同樣地位加以考慮，否則人類社會將出現知識寡頭壟斷時代。知識經濟應當是人類社會真正進入理性認識的時代。在這一時代，社會應當以知識為主導地位，但不是居統治地位。

    因為，從勞動價值論與現代系統論結合的觀點看，創造價值的勞動是經濟系統的整體運動和功能，而不是其中某一個要素的獨自功能。價值增殖只能是系統整體的功能，既然所有生產要素結合成為系統，共同創造價值，同樣也應平等地共享價值增殖的結果。

    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的實踐方案

    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過程中，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結合的趨勢是極為明顯的。這是因為傳統社會主義經濟否定了生產資料私人所有制，而沒有私人利益的阻礙，對國有企業的改革不可避免地要將維護勞動者利益放在第一位；并且國有資產既然是全民所有的資產，那么從國家代表全民所有改變為全民直接所有，只是所有權形式的變化，而不是實質的變化，因此，不應當產生什么阻力。

    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在我國經濟改革實踐中的實踐形式與國際上的做法既有聯系，也有區別。其主要形式有：一是在企業改革中，通過以公有制經濟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共同發展，承認了資本，特別是國家資本、集體資本在分配中的權益；二是對有特殊貢獻的工程技術人員、經營管理人員，實行收入與貢獻掛鉤的分配辦法，承認了人力資本在分配中的權益；三是通過土地轉讓、入股的方式，承認了土地等自然要素在分配中的權益。

    與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相應，出現了使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達到有機統一的新型分配形式，如在企業實行股份制時普遍實行了職工按優惠條件持股、配股；有些企業將一部分集體資產量化到職工個人或集體，作為對職工勞動貢獻的一種補償。這些做法意味著職工擁有的人力資本股份化了。

    更為合理的解決辦法是股份合作制和泛股制采用的分配方式。股份合作制通過勞動者普遍入股的辦法，使勞動與資本實現了重新結合。

    比股份合作制更為完善的是許多地方實行的人力資本股份化的泛股制，不僅實現了分配方式的改革，而且進一步從調整生產要素的產權關系入手，將勞動者作為人力資本的投資者進入經濟系統，象物質資本所有者一樣。這一重大變革意味著對資本的范疇的擴大，將人力資本化。由于勞動者作為人力資本所有者，與物質資本投資者處于平等地位，消除了物質資本占有對勞動的支配，這就使得公平和效率同時產生。泛股制的具體方法是：

    一是全要素資本化。對各類生產要素（包括物質資本、勞動力、技術和經營管理才干）的產權明確加以界定，使之資本化，在此基礎上形成人格化的多元化股權結構。

    二是按生產要素貢獻分配。企業利潤和虧損，以及參與管理的權利都按投入的生產要素價值進行分配?？傊?，收益共享，風險共擔，責任共負。這種方式的優越性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從最廣泛的意義理順了企業生產要素的產權關系，并實現了生產要素產權的人格化，無論是物質資本或人力資本都具有強烈的增值動機和產權約束意識，這就消除了短期行為的原因，促使企業不斷開發新技術、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其次，消除了資本與勞動、生產與消費的對抗性矛盾，勞動者作為人力資本所有者同物力資本所有者平等對待，共享利潤，共擔風險，這樣就使微觀層次和宏觀層次的投資與消費實現了協調。所有者、經營者和勞動者身份合一，有利于消除企業內部矛盾，發揮企業職工主人翁精神，實現真正的民主管理。

    最后，促進全要素市場體系的形成，使企業可以按市場導向，調整自身結構，以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促進了宏觀經濟目標與微觀經濟目標，宏觀調節與微觀調節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