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提出，中國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要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今年“兩會”以來，中國頻頻提及打造國內國際雙循環新格局，這釋放了怎樣的信號？如何理解其歷史定位和內容？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否會回到自力更生的封閉時代？貿易領域“兩頭在外”的國際循環模式將發生哪些改變？海外農產品、高科技的引進能否保證？外需疲弱是否會引發產能過剩？國外封殺華為、TikTok帶來什么后果？

    帶著這些問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專訪了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商務部原副部長魏建國。

    中長期中國經濟格局再調整

    《21世紀》：中國提出，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基于哪些考慮？

    魏建國：首先，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外部國際環境極其復雜，不穩定和不確定的因素明顯增多。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全球經濟陷入衰退，跨國貿易投資大幅萎縮。

    同時，一些國家將產業空心化、貧富懸殊、國內撕裂的結構性問題歸咎于全球化，逆全球化潮流、民粹主義、貿易投資保護主義大幅抬頭。

    其次，中國經濟已轉入高質量發展的階段。目前，中國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擁有全球最為齊全的制造業門類，中國也正在孕育一個超大規模的國內市場。然而，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仍然突出，并成為當前中國面臨的主要矛盾。

    需要注意的是，上述問題都是中長期問題，“國內國際雙循環”格局正是基于持久戰的考慮作出的長期應對準備。中國需要打通國內循環的堵點，進一步釋放超大規模市場潛力，并進而支撐更高水平的外部循環。

    《21世紀》：如何理解“雙循環”的涵義？這一格局包含哪些方面的內容？

    魏建國：首先，必須認清的是，這一格局并非短期應對外部環境變化的被動選擇，而是中國在中長期內主動推動的戰略再定位。

    這是未來相當長一段時期，我認為最起碼是20年到30年中國經濟總體布局的路線圖，是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之后，面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一個方向性綱領。

    在內容上，“國內國際大循環”絕不僅僅是有些人理解的外貿、FDI等領域狹義上的對外循環，它不僅包括貨物、投資的循環，還包括人員流動、技術擴散、產業鏈延伸、貨幣流通、信息與數據流動等諸多方面的大循環，其范圍更廣，領域更寬，涉及經濟的方方面面。

    它不僅著眼于對外開放，更著眼于培育國內消費，擴大國內市場，進一步推動國內一系列改革。

    《21世紀》：有些人擔心，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是否會回到自力更生的計劃經濟時代，怎么看這種擔憂？

    魏建國：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絕對不是一味只強調自力更生、排斥開放、閉門造車。

    首先，經過40年的改革開放，如今中國已是全球最大貨物貿易國，中國經濟已經全面融入了世界經濟，中國也是經濟全球化最堅定的捍衛者。

    其次，歷史告訴我們，關起門來搞建設是行不通的，這一信念是深入人心的，經歷過對外開放與市場經濟的洗禮之后，中國再也不可能回到封閉的計劃經濟時代。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推動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這一點國內外大可放心。

    其三，內循環與外循環不是對立的關系，而是相互補充、疊加、促進的關系。中國是在對外開放基礎上推動的內循環，內循環的增強也將支撐中國推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廣范圍的“外循環”，二者不可割裂，更非相互矛盾和對立。

    內外循環是優勢互補的，通過內外循環的雙輪驅動，將發揮1+1>2的疊加效應，有望成為中國經濟新的引擎。

    今年中國或成全球最大

    消費市場

    《21世紀》：在外貿領域，中國長期以“兩頭在外”的方式參與國際大循環。在進口端，中國在能源、原材料、農產品、關鍵技術、核心零部件等方面對外依存度較高，是否擔心這些領域存在國際供應上的不確定性？

    魏建國：疫情之下，少數國家確實對糧食出口設置了限制，但只是極個別國家，絕大多數國家更期待的是打開其產品進入中國的大門。

    在這些初級產品上，中國已實現進口市場多元化，“東邊不亮西邊亮”，中國能確保買得到、買得起、運得回。比如，中國在澳大利亞進口大量的鐵礦砂，但并不意味著只能從這里進，中國也完全可以從拉美等其他地區進口。

    “斷供”的風險主要集中在高科技領域，當前美國正以冷戰時制定的最終用戶、最終用途規則管制高科技產品出口，推動與中國的脫鉤，并聯合其盟友圍堵中國。

    實際上，這種封鎖只會兩敗俱傷。比如，高通、英特爾、思科等產品在很大程度依賴中國市場，而且很多產品是為中國市場量身定制的。高科技產業需要研發，更需要超大市場的驗證與反饋，兩者是不可分割的。

    短期內，中國企業可能會面臨一些困難，但這種遏制將激勵中國在自主研發上投入更大的精力。而根據以往的經驗，一旦中國在研發上取得突破，國外會迅速調整姿態，爭相降價售賣這些產品給中國。

    從長期看，科技創新沒有國界，也更需要國際合作，總想著封鎖、圍堵他國只會作繭自縛。

    《21世紀》：外部需求的不確定是否會引發國內產能過剩的問題？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中國國內超大規模市場優勢有哪些潛力可挖？

    魏建國：所謂產能過剩是結構性的，大多是在低端、低效的領域，源自各地一窩蜂式的同質化競爭。但是，在很多符合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新產品、新業態上，中國絕非產能過剩，而是產能不足。這也正是中國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主要原因。

    我認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打造雙循環格局的主要抓手，是落實這一戰略的一條主線。

    在外需不確定性增加的同時，中國正推動出口轉內銷，更加重視內循環。這是因為中國已形成一個以四億中產階層為支撐的超大規模市場，目前美國市場總量為6.9萬億美元，中國去年消費市場已破40萬億元人民幣，達到6.4萬億美元，今年有望破45萬億元人民幣，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

    然而，這一市場還有很大潛力沒有挖掘出來。一方面是高質量的商品和服務供給稀缺，比如醫藥、教育、養老、旅游、金融等很多行業高端供給嚴重不足，服務水平較差，中國需要推動這些領域的開放，發揮鯰魚效應，擴大這些市場。

    另一方面，一些內循環還存在著體制機制上的堵點，比如各地對于汽車消費設置了很多限購、限行等措施，抑制了汽車消費，而這又抑制了出行、旅游、餐飲等一系列其他消費，因為消費是相互觸發的。這需要加快改革，打破這些體制性束縛。

    中國成外商投資避風港

    《21世紀》：美國聲稱將封殺由中國公司開發的TikTok，這或將迫使中國公司剝離TikTok在美業務，近日印度也封殺了包括TikTok在內的59款中國APP，你對此怎么看？

    魏建國：首先，美印等國在缺少證據的情況下，動用國家力量打壓中國高科技企業，嚴重損害了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不僅影響中國企業投資這些國家的信心，也增加了其他國家到此投資的不確定性。

    其次，這些軟件完全是按市場化操作的，也通過了市場檢驗、深受青少年歡迎，這些政府卻以行政手段肆意打壓市場行為，反映了其一直鼓吹的自由市場經濟的虛偽，這也是其墮落、缺少自信的象征。

    需要注意的是，近年來美歐等國不斷收緊海外投資審查，濫用國家安全借口，越來越多的國家在投資合作上開始更多地考慮國家安全、意識形態、地緣政治利益等非經濟因素，對此要高度警惕。

    《21世紀》：在投資領域，一些國家正在推動企業回流，一些跨國公司也開始審視其對中國供應鏈的依賴，是否擔心出現“外資撤離潮”？

    魏建國：近年來，全球FDI大幅下滑，已從最高的1.9萬億美元下滑至1.4萬億美元，疫情之下，今年這一數字甚至可能跌破1萬億美元。

    然而，上半年中國的外資數據不斷回升，二季度中國利用外資增長了8.4%，今年有望超過去年的規模。我認為，中國不但沒有出現“撤離潮”，反而正在成為外商投資的“避風港”。

    我和美歐日韓等外資商會溝通，從來沒聽到他們要撤離的聲音，相反，他們期待中國營商環境的改善以擴大在華投資。埃克森美孚、巴斯夫、特斯拉、寶馬、大眾都在加大在華投資力度，這些企業會“用腳投票”來回應這一問題。

    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中國迅速控制住了疫情，保障了供應鏈的暢通。另一方面，中國日益發展的超大規模市場的吸引力，是這些公司無法拒絕的，即便有些國家在政府層面施壓他們搬離中國。此外，中國正在推動更高水平的開放，實施新外資法，大幅改善營商環境。

    《21世紀》：如何看中國國內供應鏈的安全性與穩定性？

    魏建國：中國擁有全球規模最大，門類也最齊全的工業體系，在世界500多種主要工業產品當中，中國有220多種工業產品的產量居全球第一，這保證了國內供應鏈的安全與穩定，也增加了對外資企業的吸引力。

    但是，中國供應鏈在穩定性與競爭力上也存在不少問題，在核心零部件、元器件等環節存在不少受制于人的瓶頸，此次疫情帶來的斷供以及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凸顯了這些問題。

    政治局會議明確提出，要更加注重補短板和鍛長板。未來，在推動國內大循環時，要盡可能穩鏈、固鏈，提高國內供應鏈抗沖擊能力。同時，要延長國內的產業鏈和供應鏈，使其盡可能帶動更多的中小企業的發展。

    此外，還要提升產業鏈的競爭力，對于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要堅定不移地推動其發展，同時抓住新一輪科技革命與“新基建”的機遇，推動產業升級，鍛造新興產業核心競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