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勁的人口集聚力，既表明了深圳是一塊經濟高地，同時，人口支撐也將是深圳未來發展的底氣。

    編者按：

    深圳是全國人民的深圳，深圳更是中國經濟發展和改革方向的一面旗幟。同樣地，從影響力來看，深圳的經濟、產業、金融乃至民生等諸多方面的變動，都對全國其他地區具有溢出效應。正是如此，長久以來深圳始終被高度關注。有褒揚，亦有觀望，甚或質疑。所謂愛之深，責之切。深圳之所以成為深圳，正是在不斷的探索、試錯中行人之未至，在永不止歇的自我懷疑、自我否定中負重前行。辯證地看深圳的發展、深圳的改革、深圳的使命與未來，是本組策劃的出發點和方法論。《改革再出發之深圳六論》系列深度解讀，論人才、論創新、論房價、論動力、論格局、論民生，本質上，我們希望身負光環與壓力的深圳，可以再續“春天的故事”。（于曉娜）

    在GDP評價體系之外，如何衡量城市的綜合競爭力以及未來潛力？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原首席經濟學家李鐵曾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關于城市的綜合競爭力，我只看一點——外來人口占比。”外來人口占比越高，城市活力就越強。相比于行政認定的“中心城市”等頭銜，人口的實際規模代表的是市場選擇。所以，評判城市的核心，要看聚集人口和要素資源的能力，而不是單單看GDP增長，這是“以人為本”的分析方式。

    按照這一分析框架，過去10年間，論城市活力、競爭力，深圳大概率將奪冠。

    5月17日，《深圳市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對外發布，2020年，深圳常住人口達到1756萬，相比于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新增了714萬，增速高達68.46%。

    在廣東省內，深圳的人口增量位列各市第一，鑒于廣東省的人口增量在全國也是位列第一，由此可基本判斷，深圳是全國人口增量最高的城市。

    關于人口流向與經濟發展之間的規律，廣東省統計局局長楊新洪近日在接受南方財經全媒體采訪時指出，人口流向哪里，哪里的經濟可能就會表現得更加搶眼。經濟跟人口關系是密不可分，也是互相促進的。人往高處走，實際上也代表著人往經濟高地走。

    強勁的人口集聚力，既表明了深圳是一塊經濟高地，同時，人口支撐也將是深圳未來發展的底氣。

    人才制度的結構性變革

    過去10年714萬的人口增量，相當于廣東省同期增量2171萬的1/3，比同期江蘇省人口增量（609萬）還多出了100多萬。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省人才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副主任周仲高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一定時期的某個區域范圍內，城市對人口吸引的核心因素仍是經濟因素，城市經濟發展活力和潛力是吸引人口集聚的根本原因。

    2020年，深圳地區生產總值達2.77萬億元，經濟總量位居亞洲城市第五位，五年年均增長7.1%。

    當然，深圳成為人口贏家，也離不開在政策方面的探索與改革。

    2015年，深圳開始執行《人才安居辦法》，對落戶大學畢業生發放租房補貼，標準為本科6000元/人、碩士9000元/人、博士12000元/人。

    2016年，深圳大幅提高了補貼標準，增加為本科15000元/人、碩士25000元/人、博士30000元/人。對人才落戶也進一步放低了要求，純學歷型人才落戶門檻放寬至大專及以上，對人才入戶量不設指標數量上限。

    深圳這種降低落戶門檻疊加發放補貼的引才模式，很大程度上成為了全國的風向標，在隨后的幾年里，各地的引才策略基本都未脫離“深圳范式”。在深圳社科院巡視員陳少兵的觀察里，在人才政策方面，深圳當之無愧一直走在全國前列。

    2017年，《深圳市積分入戶辦法》正式啟動申請，其目的是在學歷、技能等考量標準之外，為長期在深穩定就業和居住的非戶籍人口開辟一條新的入戶渠道。

    哈工大（深圳）經管學院執行院長黃成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這給普通勞動者提供了希望，不管擁有什么學歷、技能，都有可能被深圳接納。城市不能只歡迎高端人才，更要關注各個梯隊、各個層次的勞動力，兼顧結構性的需求。

    今年1月，深圳市人才工作局透露將推出新一輪的人才政策，再次傳遞出改革訊號，譬如，深圳下一步將更加注重與國際接軌，進一步破除“唯論文、唯職稱、唯學歷、唯獎項”，突出用人主體作用和市場激勵導向。這意味著，深圳對人才認定的標準將更加多元化、市場化。

    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如何打造差異化的引才環境，這是深圳的新使命。陳少兵向記者表示，“有什么是其他地方給予不了的，這是深圳需要探索的。”

    “青春的城市”

    當前，中國整體進入輕度老齡化的狀態，長遠來看，人口紅利將會逐漸減弱。相比之下，吸引和集聚了大量奮斗者的深圳，仍然是一座“青春的城市”。

    根據廣東省發布的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數據，深圳15-59歲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高達79.53%，在廣東省內僅略低于東莞的81.41%；深圳60歲及以上人口的占比僅為5.36%，在廣東省內最低，其中65歲及以上的人口占比更是低至3.22%。

    按照國際通行的標準，當一個國家或地區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數量占總人口比例超過7%時，或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超過10%時，表示這個國家或地區進入老齡化。無論按照哪個標準，深圳均遠未觸及老齡化“紅線”。

    這也意味著，深圳仍然享有可觀的人口紅利。

    今年1月，由廣東省人社廳主辦的“廣東高質量穩就業保就業——中央、省市媒體采風行”活動中公布的數據顯示，深圳就業規模持續穩步擴大（以失業保險參保人數為統計口徑），2020年11月達1218.06萬人，同比增長4.0%，為歷史新高。

    如果將1218.06萬就業者與1756萬常住人口進行比較，可以粗略計算出，深圳的就業人口占比高達大約70%。

    如果考慮到2020年因為疫情的影響，全國都面臨著一定的就業壓力，這更能凸顯人口“用腳投票”規律下，深圳所表現出的經濟韌性。

    中山大學社會學與人類學學院副教授王軍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人口是經濟和產業發展的晴雨表。如果深圳未來繼續維持經濟增長的良好趨勢，還將進一步吸引人口。

    當然，大量人口聚集于這個面積僅約為2000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帶來經濟發展活力的同時，也帶來了公共服務的挑戰，乃至居住難題。

    可以看到的是，深圳在各項民生領域正在加大投入，這其中就包括大力度解決居住問題。過去五年間，深圳建設籌集了公共住房44萬套，超額完成“十三五”40萬套的目標任務。

    5月15日，深圳市第七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開幕，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21年將實施大規模住房建設計劃，建設籌集公共住房8萬套，改造籌集租賃住房10萬套以上。

    周仲高向記者表示，從人口發展來看，城市對房價問題的治理既要強調住房的居住屬性，堅持“房住不炒”，更重要的是有序剝離住房的教育、入戶等福利屬性，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邁向“科學家紅利”

    2016年，深圳曾有政府官員介紹，全市大專以上學歷人口占常住人口比例為24%，與包括北京、上海、廣州等在內的城市還有差距，深圳仍然處在人才培養和引進的“趕超”階段。

    在當年深圳發布的“十三五”規劃中專門就提出，加快建設一支素質優良、結構合理的創新型人才隊伍，實現“數量型人口紅利”向“質量型人口紅利”轉變。

    而根據最新的人口普查結果，2020年，深圳每10萬人口中擁有大專及以上學歷的人數達到了28849人。同期北京、上海和廣州的這一數字分別為41980人、33872人和27277人。

    從更直觀的人數來看，2020年，深圳擁有大專及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口為506.6萬，2010年的這一數字為179.0萬，即10年間增加了327.6萬。

    周仲高向記者表示，人才紅利本質上就是教育紅利。城市人口質量提升，將為城市高質量發展提供重要的人力資本支撐。

    王軍也向記者解釋了“教育紅利”，隨著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提高，對新技術、新思想、新方法的采用更多，可能極大提升勞動生產率。

    不只大專及以上學歷人口占比提升，深圳新的引才趨勢同樣值得關注。

    2020年11月，在深圳的第四個“人才日”上，香港中文大學（深圳）連續第五年被授予深圳市“人才伯樂獎”。自2014年建校起，該校面向全球引進了約360名國際知名優秀學者，其中包括諾貝爾獎得主4名，圖靈獎得主2名，菲爾茲獎1名，各國院士17名，國家級高層次人才近40名。

    成立僅3年時間的網絡通信領域新型科研機構鵬城實驗室，已匯聚了31位院士，160余位國際會士、國家杰青等高端人才，以全職、雙聘和兼職等市場化用人形式聚集了1800余位各類人才。

    最近幾年，深圳企業華為榮升為全國多家TOP級大學畢業生最青睞的就業單位。以2020年為例，華為在清華大學招聘了74名博士生，可供參考的是，清華大學這一年共有900名博士生簽三方就業，僅進入華為一家企業的就占了8.2%。

    如果說，吸引和容納高端人才乃至科學家的主要平臺和載體是高校、科研機構和頂級科技企業，那么，曾經僅以產業發展見長的深圳，如今隨著高等教育、基礎科研的補短板，正在逐漸形成“三條腿走路”的引才格局。

    在去年11月的深圳全球創新人才論壇上，AI領域頂尖學者、粵港澳大灣區數字經濟研究院理事長沈向洋表示，人才是第一資源，要走出一條培養中國研究型人才的道路，從人口紅利到工程師紅利，再到科學家紅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