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個發展中的經濟體，對于經濟結構問題的研究十分重要。未來十年，面對新的全球經濟變局，中國迎來了經濟結構深度調整的重大機遇期。制造業與服務業，在整個經濟結構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理性看待工業與消費之間的發展關系，對于處理中國經濟結構優化轉型期的諸多問題至關重要。

    回顧歷史發展趨勢，我們不禁好奇：從工業化高峰期到如今，中國經濟結構轉型經歷了怎樣的發展趨勢？與全球相比呈現出怎樣的特點？展望未來，我們不禁要問：從制造業到服務業，提振增長動能中二者怎樣聯動？

    圍繞上述問題，最近在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舉行的“安泰·問政”系列講座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冶研究所副所長張斌、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何帆、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陳憲、復旦大學經濟學院助理教授奚錫燦展開了深入討論。

    張斌：服務業發展促進制造業升級

    把時間拉長來看，不同經濟時代都具有獨特的經濟畫像。整個農業時代，人均GDP周而復始的循環之后其實沒什么增長。到了工業時代，人均GDP、人均生產率像坐火箭一樣上去了。高增長、高投資、高儲蓄，很多國家貿易順差也很高，這是工業化時代，特別在工業化高峰期能夠看到非常典型的事實。

    我們當今這個時代的經濟畫像是什么？從GDP增長速度來看，中國經濟增速高歌猛進階段已經過去，2012年以來經濟增速在持續下降。從生產結構來看，在工業化的高峰期，工業部門增長速度最快，2012年以來工業部門增長速度持續慢于服務業部門的增長速度。從支出結構來看，投資率在工業化高峰期持續上升，2012年以來持續下降。

    我們如果看其他高收入國家在類似的人均收入水平上，也普遍出現了類似的情況。這些現象背后有著貫穿的線索。變化起點是消費結構的變化，是從制造到服務的消費結構升級。當消費支出發生變化的時候，生產結構自然而然也會發生變化。對傳統的制造業產品消費需求下降后，其實我們還有新的需求，要消費升級，需要什么？需要的就是更多轉向服務。轉向服務并不是所有的服務業消費支出都會增加，且僅限于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不光是中國這樣，發達國家也這樣。

    住宿、餐飲、批發、零售這些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其實你看總的需求增長速度并沒有更快，即便是整個消費轉向服務了，這些勞動密集型服務的增長速度甚至慢于GDP的增長速度。

    什么樣的服務增長快？科研、教育、醫療、金融、商業服務，這些人力資本比較密集的服務增長得更快。人力資本密集的服務不光是為了滿足消費升級的需要，同時要滿足制造升級的需要，制造業升級同時也是需要那些教育、科研包括商業服務，制造業也需要這些人力資本密集型服務業。

    過去這些年里，一個行業的增長速度跟行業里人力資本密集度是高度相關的。一個行業里面從業人員的平均受教育程度越高，這個行業的增速也更高。

    需求端的結構變化會導致供給端的結構變化，供給端的結構變化指向人力資本。與人力資本相關的還有一個連鎖反應的是從城鎮化到都市化。

    勞動力在競爭，企業在競爭，城市也在競爭。在城市競爭過程中，大都市有更高的密度，更大的多樣性，人與人之間相互學習成本也更低。當你看到更多的差異性以后，就更能夠激勵你學習的欲望。

    大都市還能夠讓你得到更高的人力資本回報。如果你是一個非常高級的壽司店師傅，在一個四五線小城市未必能找到高收入的就業機會。但你到了大都市，這方面的人力資本就能得到很高的回報。

    中國有沒有過早去工業化，大家比較關注。中國從制造到服務轉型的動作，跟高收入國家的經歷是高度一致的，跟拉美是完全不一樣的。拉美人均收入才五六千，工業增加值占GDP的峰值不超過30%，就開始去工業化了。而中國不是這樣的，中國轉型所對應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制造業份額峰值與高收入國家經歷完全是一樣的。

    我們不光看轉型的時點，還要看轉型之后表現怎么樣？從研發環節、生產環節到產品環節來看，中國制造業工業化高峰期以后的產業升級情況還是不錯的。工業化高峰期之后的后十年，制造業部門的份額占GDP的份額比，日本占30%，德國也大概30%，美國可能低一點，發達國家平均下來是30%，中國正好也是30%。中國在工業化之后這十年的變化，整個制造業在GDP的占比也是非常標準的，不光轉型沒有早，轉型之后這十年的變化軌跡雖然也過了工業化高峰期，工業部門還是很重要，不要輕視工業部門，這個我想沒有任何疑問。但是，未來工業部門的升級靠什么？

    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先想一下農業部門的升級靠的是什么？農業部門的升級靠的不是農業部門內部去怎么使勁，靠的是工業。工業部門起來了，農業部門才真正實現了現代化產生產，才能真正有質變，原料、化肥、農用機械、育種其實都是制造業里搞的。

    同樣的道理，制造業部門想升級不是在制造業內部打轉，靠的是服務。從最前端的基礎教育、研發、知識產權保護，到后端的商業模式，各種各樣商業服務的支持，這些是支持制造業升級根本的依托。

    我們制造業以后要升級，不是把制造業份額做得更大，而是把服務業提升上去。服務業提升上去之后，對制造業升級是提供支持的。制造業越進步，效率越高，制造業份額應該越低才對，因為你用越低的勞動力和資本投入，生產出來的產品就能足夠滿足國內的需求。

    生產型服務業很重要，消費型服務業難道不重要嗎？

    城市生活方式離不開消費型服務業。大家想象一種狀態：只有工業化的生產，沒有城鎮化的生活，工業化還能不能走下去？沒有現代城市生活提供的消費需求，工業品賣給誰？不能光想著生產端的效率提高，同時要想到必須有人買才行。不可能全部都到國際市場，必須要有國內市場。城市生活方式本身提供了持續而且不斷擴張的消費工業品需求，帶動工業品需求的擴張，同時帶動工業部門的增長。

    如果我們的消費型服務業能更好發展，基本的公共服務做得更好，接近3億農民工真正進入城市生活，他們的工業品消費會有持續提升，消費種類有持續擴張，對我們工業部門是很大的發展潛力。所以，生產型服務業和生活型服務業都很重要。

    何帆：關注國內出現的新增長極

    很多服務業尤其是高端服務業在一線城市、大都市里才會有。

    中國現在有很多三線四線五線的縣城，縣城只能發展服務業反而發展不了制造業，只是它的服務業跟你的服務業不一樣。同樣是奶茶，大城市定價比較高、品種很多。當然有的奶茶也實現了全國所有的縣城完全覆蓋，所以縣城有縣城的服務業。

    服務業是不是一定要在大城市做？當我們強調服務業種類和服務業高端的時候，必須要在一線城市。但是當用更低廉的價格提供一個性價比很高的服務，可能在小城市也能活。

    我能看到的是，中國城鎮化的格局這幾年有一點變化。原來我們講得比較多的是長三角、珠三角，而且越來越集中。那個時期基本上看到內地在衰落。但是那個時期基本上在2000年到2010年，中國加入全球化發展最快的時候。

    你到西安、蘭州、武漢、鄭州，他們可能都會告訴你最近有一個重新振興。這個時間基本上都是在2008年以后。這次人口普查，看到成都的人口比深圳人口還多，我覺得其實有一個新的變化，就是內地種子在崛起，尤其是省會城市在崛起。

    我跟張斌都是河南人，鄭州有個老鄉跟我說趕緊回來看看吧，我們鄭州未來目標是變成長江以北第二大城市。我心想，鄭州太熟悉了，怎么可能變成長江以北第二大城市？后來我把過去30年中國城市發展的表拿來看——原來排在鄭州前面的西安、濟南、哈爾濱都被甩在后面了。現在，鄭州距離這個宏大的目標還有兩個巨大的“攔路虎”，其中一個是青島，但是青島的GDP和鄭州差不多了。

    我個人覺得，一線城市的發展潛力由于人為限制沒有完全釋放，但是同時不能忽視中國的格局在出現變化，會出現新的增長極，他們的增長速度可能還會更快。

    縣城現在變成了農村人口集聚地，因為公共服務在縣城，醫院在縣城，學校在縣城。服務業發展也好、城鎮化發展也好，中國會更復雜。不是一個故事，會有幾個不同的故事在發生。

    陳憲：重新認識制造和服務關系

    按照現行統計，上世紀90年代初開始認識到這個問題的時候，當時中國的服務業占比確實是很低的。上海提出浦東開發開放的時候，發現上海的服務業增加值占比不到三分之一，很低。

    這里面也和張老師剛才講的有關。那時候中國很多工業投資的回報效益下降了。當時一位經濟學家在大力呼吁發展服務業，說要把服務業增加值占比作為一個約束性指標，地方政府都要提高服務業增加值占比，發展服務經濟，這就出問題了。

    當時，一些地方也去形成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到現在，有的地方經濟已經受到了影響，也就是我們講的空心化。工業不行了，又沒有發展服務業的需求，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所以服務也沒有發展起來。

    張老師抓到一個很重要的方面，他把起點定在消費上升、收入的增加，慢慢地服務業發展起來，我覺得是他的分析邏輯。這和我們現在發展邏輯是很吻合的。

    當然，我剛才也提到服務的統計。因為統計總是有一定的滯后性，而且統計的體系中國與現在國際上許多地方確實是沒有完全結合的。以建筑業舉例來說，按照WTO對服務業的分類，建筑業被放在服務業中。而中國建筑業還是放在工業里。在統計局的統計里，工業包括建筑業和制造業，從大的第二產業來講，四大部門里也有建筑業。

    很多西方國家把建筑業作為服務業。他們認為房子是不可移動的，而產品都是移動的，不可移動就是提供服務的。剛才我也注意到，張老師用就業數據，這個是非常好的。當然了，建筑業的就業在中國是不是也被統計在工業制造業里？

    按照現在現行的制造業、服務業的統計，怎么反映經濟現實，確實是有一定的滯后。當然一個更好的統計體系需要很長的時間。但是問題必須看到，統計對服務的反映，對結構的反映是有一些問題的。

    這些年，智能化的發展也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角度——怎么重新認識制造和服務的關系？原來的“第一第二第三產業”是一個序數，認為這是產業往高端走，從第一個農業到第二個制造，然后到了第三產業服務。

    但智能化的發展，使很多智能服務都依賴于很強大的制造。如果沒有強大的制造，這些服務是沒法提供的。所以智能化發展提出一個問題，怎么重新認識制造和服務的關系？而不再按照原來線性的認識。

    拿手機來說，制造手機出來以后的功能主要是提供服務。但是，怎樣能夠把提供這些服務的平臺和工具制造出來？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這個問題以后怎么以更好的事實經驗去做研究，值得我們思考。

    奚錫燦：推進城鎮化和服務業發展

    正如張老師在講座中提到的，從定量角度來看，我們國家真正的短板其實出現在服務業。我和上海交大陸銘、鐘粵俊最新的研究表明，這跟我們中國城鎮化水平和人口集聚不足有極其密切的關系。

    剛才張老師提到，實際上，服務業大部分集中在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這是因為，大城市有集聚效應。這個集聚效應可能體現在生產上，你更容易學習到新的技術，更容易有正向的溢出，可以更容易地通過人力資本的積累而擁有更高的生產力。

    另一方面，這與服務業在消費上的特性也是有關系的。服務產品跟制造產品有個重要的差別：服務業產品很難貿易，通常只能通過消費者和生產者之間面對面的互動來完成。因此人口密度對于服務業的發展有極其重要的作用。就拿上海跟我國的小城鎮相比，上海的一大優勢在于它能提供琳瑯滿目的服務業產品。僅以餐飲為例，在上海，我們能在一個很小的區域內，就找到來自全國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風味。如果你住在小城鎮里，就無法在日常生活中享受到這一切，除非你坐飛機來到上海。但這個成本是非常大的。但制造業不一樣，制造業產品可以賣到世界各地，你就算居住在小城鎮里，也能通過快遞購買世界各地的制造業產品。

    我們也知道，我們國家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內，在城鎮化政策的導向上都是偏向農村、偏向中小城市。這樣做的結果，是我們的勞動力和其他生產資源過度分散在人口密度太低的地方。人口密度太低，發展服務業就沒有比較優勢。我也很贊同剛才陳老師說的，我們不是說任何地方都要發展服務業，在任何地方都要設定一個服務業占比的指標，這肯定是不合理的。我們有中心大城市，就有外圍城市和鄉鎮，中心城市跟外圍地區的產業分工是不一樣的。中心城市在服務業上有巨大的比較優勢，因此更容易發展服務業。

    所以，當生產資源像攤大餅一樣往各個地方攤開的話，整個經濟體的服務業占比就會偏低。另外，我們大概有3億農民工是游離于城鄉之間，沒有真正融入到城市里。一方面，他們沒有辦法真正去享受城市里的服務產品，同時也基本上被制度性地排斥在城市公共服務體系之外。這兩個因素使得這些人雖然在城市部門工作，但是卻沒有享受城市部門的服務業產品。

    我們做了一個簡單的匡算，如果我們的城鎮化水平和人口集聚，能夠達到發達國家歷史上的同等水平，那么我們服務業的在宏觀經濟中地占比大概能增加3~5個百分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