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包興安

    7月7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推動綠色低碳發展，設立支持碳減排貨幣政策工具，以穩步有序、精準直達方式，支持清潔能源、節能環保、碳減排技術的發展，并撬動更多社會資金促進碳減排。專家認為，除了金融政策，綠色稅收將在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上發揮更大作用，建議進一步完善綠色稅收體系。

    近年來，我國出臺了一系列鼓勵節能環保的稅收優惠政策，并通過完善資源稅和消費稅、開征環境保護稅等政策，構建了一套綠色稅收體系。安永（中國）企業咨詢有限公司華北區間接稅業務合伙人岳蕾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綠色稅收對我國實現碳中和、碳達峰目標將起到極大的促進作用，助推后疫情時代的可持續發展治理體系建設，將為全球應對氣候變化提供新的思路。

    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環保稅開征3年多來，納稅人申報的主要大氣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年均降幅分別達3.5%、3.1%，主要水污染物化學需氧量、氨氮排放量年均降幅分別達3.8%、3.3%。與此同時，每萬元GDP產值對應的污染當量數從2018年的1.16當量下降到2020年的0.86當量，降幅達25.8%。

    中國財政學會績效管理專委會副主任委員張依群分析道，綠色稅收在低碳減排過程中起著重要作用，一是通過稅收優化可以有效引導企業加強科技投入減少碳排放，二是可以納稅行為效果形成社會綠色低碳發展的共識，三是可以推動企業加快轉型實現資源要素的循環可再生發展。

    對于實現“雙碳”目標的艱巨性和復雜性，業內呼吁我國有必要將碳稅納入政策范圍。對此，岳蕾稱，從國際上來看，碳中和的主要手段是碳排放權交易和碳稅，或是兩者并行。隨著《碳排放權交易管理辦法》于2021年2月1日正式實施，社會各界對今年7月正式開啟的全國性碳排放交易市場充滿期待。因此，碳排放的定價機制和碳交易對于實現碳中和的重要性，以及對經濟發展的影響也成為市場關注的重點。

    據岳蕾介紹，碳稅制度相對進度較慢，我國仍處于從研究探索到政策實踐的過渡階段。碳稅是實現環境外部成本內部化的重要環境經濟手段，充分體現了“污染源付費”的理念。我國早在2006年前后就開展了關于碳稅的研究工作，而碳稅始終未作為一項政策呈現出來。

    “碳稅對實現污染減排具有明顯的作用，但政府、企業對碳稅開征的影響力度仍需進一步評估。目前來看，若將碳稅作為實現我國碳中和目標的一項重要市場化手段，就需要進一步研究討論碳稅的稅目、稅率以及征收管理辦法等內容，厘清碳稅與碳交易、補貼制度的使用邊界和范圍，制定不同階段的碳稅實施方案，更好地發揮碳稅對減排的作用。”岳蕾說。

    不過，張依群認為，從經濟發展和操作層面看，目前關于碳稅更多是一種噱頭，碳稅的國內功能基本上可以通過消費稅、環境保護稅等稅收功能來實現，而其國際功能通過目前的稅收制度政策雖然還不能充分滿足，但征收的環境條件還不夠成熟。因此，目前碳稅在國內征收的意義不大，而且還容易加重企業的稅收負擔，不利于我國經濟的穩定增長。

    岳蕾建議，借鑒國際上綠色稅收制度的經驗，我國綠色稅收體系的建設應該兼顧經濟與創新協調發展，而不是綠色化理念單刀直入。在綠色稅收體系搭建過程中，須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線并行。具體來說，完善的綠色稅收體系，必然是由多稅種（環境保護說、資源稅、消費稅，增值稅，所得稅、車船稅、印花稅、房產稅）相互配合、課稅和收費相互補充、差別化稅率相互協調的稅收制度體系；同時，加大節能環保項目的稅務優惠力度，并充分考慮擴大稅收優惠政策的適用主體范圍，讓企業更好地達到節能減排、創造綠色經濟的戰略目標；此外，逐級完善配套監督及管理機制，增加周期性檢查和不定期抽查，加大處罰力度。

    張依群表示，綠色稅收政策應該和當前正在實施的減稅降費政策和“十四五”時期的稅制改革相結合，首先應本著簡化稅制、方便稅收的原則，立足于對現有稅制的優化，繼續鼓勵技術研發投入的稅收抵扣、對高耗能高污染企業實行消費稅加征和達標企業所得稅減免優惠等。其次是推進綠色低碳發展的技術標準和征稅政策的有效銜接，逐步提高綠色低碳發展的征稅門檻。第三應限制碳排放交易，建立區域性減排標準，避免用資金手段代替環境保護，實現碳排放的硬約束。

（編輯 崔漫 上官夢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