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田鵬

    6月26日，廣州市科學技術局相關負責人介紹，廣州市政府出資50億元設立科技創新母基金，持續發揮母基金的放大效應，引導投早投小投科技。同時，200億元的廣州市上市公司高質量發展基金已正式啟動。同日，上海浦東新區與海通證券簽約戰略合作協議，正式啟動海通引領區產業引導母基金，經初步估算，未來三年浦東引領區基金下設的三大產業引導母基金有望吸納撬動約1000億元的子基金群關注浦東。

    近年來，隨著基金招商模式升級和財政補貼轉股權投資模式的推廣，以創投基金、產業基金和專項基金為主要構成的政府引導基金愈發成為各地立足地區產業鏈，打造循環資金流的有效抓手。

    科創中國高丞鄉創服務團團長孫文華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政府引導基金以促進地方經濟發展和產業升級為目的，通過地方政府出資引導，吸引社會資本以形成杠桿效應，進而實現地區內“招商、育商、造商”的效果。

    多地更新政府引導基金計劃

    近年來，各地政府圍繞推進招商引資高質量發展，紛紛在本土產業鏈基礎上建立創新性招商體系，通過基金等金融工具和資本市場證券化，實現招商資金的有效進出。目前，已基本形成由錨定培育初創期高科技項目的創投基金、聚焦產業賦能和重大招商引資項目的產業基金和專項基金所組成的政府引導基金體系。

    據母基金研究中心發布的《2022中國母基金全景報告》顯示，2022年新發起成立的母基金共113家，基金規模合計達5473億元。其中，市場化母基金10家，涉及金額764億元；政府引導基金103家，涉及金額4709億元。

    今年以來，多地政府引導基金成立步履不停。據《證券日報》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年內已有北京、廣州、深圳、上海、重慶、武漢、杭州、大連、西安等地更新成立政府引導基金計劃，涉及相關基金逾26只。

    對此，中國銀行研究院研究員葉銀丹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一方面是基于當前經濟形勢，著力擴大投資，通過擴內需來推動短期經濟增長；另一方面是通過政府引導基金，引導社會資本流向高新技術產業、戰略性新興產業、傳統產業轉型等重點領域，不斷推動經濟轉型升級，提高經濟長期增長動能。

    從基金類型來看，上述政府引導基金多為聚焦于戰略性新興產業、先進制造業項目、科技創新領域的產業基金。例如，陜西省政府投資簽約的9只引導子基金主要投向高端裝備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術、航空航天等領域；大連市政府將設立大連市政府引導母基金，首期規模100億元，主要投向科技創新、戰略性新興產業等重點產業領域；安徽出資500億元設立省新興產業引導基金等等。

    中央財經大學證券期貨研究所研究員、內蒙古銀行研究發展部總經理楊海平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產業基金的范圍更廣，更注重本地資源稟賦和產業基礎上的延鏈補鏈，其主要目標是打造本地支柱產業；專項基金則是專注于特定領域或主題投資的基金，例如國有企業改革專項基金、鄉村振興專項基金，其主要目標是解決本地區產業發展的難點或重點問題；創投基金一般專注于成長期高新科技企業的投資，其主要目標是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

    “雖然政府引導基金有不同類型，但核心職能皆是帶動地方GDP、財政收入和就業。”360數字安全集團金融支持部總監唐川補充表示，上述幾類基金都有“股債聯動”的投資方式，具備了相對靈活性，也是各類基金管理人和企業均愿意接洽的一種投資類型。

    提升實操能力暢通退出渠道

    在政府引導基金刺激帶動市場資金循環的同時，其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也暴露出因缺乏實操能力，導致大量為資本招商設立的產業基金成為僵尸基金、問題基金，從而加重地方財政負擔等問題。

    唐川向《證券日報》記者表示，受限于體制、機制等原因，地方政府引導基金在招聘市場人才方面往往會缺乏競爭力和吸引力，很多地方政府引導基金的管理人員不具備市場實操能力，這就會令基金管理陷于“刻板化”，而對當前的市場機遇、市場風險把握不當，最終造成相關基金操作失誤。

    葉銀丹補充道，當前政府對基金的約束監管較多、市場化程度不足、基金募資困難、可投標的物缺乏、退出渠道不暢等各類問題，不利于政府引導基金高效服務產業發展、提高投資增速等，同時還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市場信心尤其是民間投資信心。

    在此背景之下，對于政府引導基金操作人員的技能培訓迫在眉睫。唐川建議，短期來看，地方政府需要和專業的基金管理公司加強合作，充分引入市場經驗以提高基金使用效率；長期來看，還是要優化人才選用、人才管理機制，使行使市場化職能的崗位更具市場吸引力。

    針對市場化程度不足、退出渠道不暢等問題，葉銀丹建議，首先，完善退出配套政策制度，加快審批速度，減少退出成本；其次，建立完善的知識產權保護法律體系，保護產權、促進產權交易、增強股權轉讓交易信用。同時，發展多層次退出渠道，轉變基金退出方式，加快新三板創新層、科創板市場的培育，規范地方股權交易市場環境，探索S基金等新型退出方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