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股有一套挖掘風險的“套路”，就比如，“獨董離職的公司可能有風險”……

    比如與瑞幸咖啡的風險暴露如影隨形，其兩名獨立董事上任僅半月，就火速辭職。

    而另一廂，頂著“花瓶獨董”、“獨董不獨”的調侃，實施近20年的獨立董事制度，以及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似乎成了一個尷尬的存在。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跟蹤發現，連日來多家上市公司出現獨董離職，涉及到東方網力、順利辦、麥迪科技等企業。

    不少離職公告背后，都有精彩異常的資本故事暗潮涌動。

    21世紀資本研究院獨立跟蹤數據發現，今年以來（截至8月13日），證監會11份處罰書，直接點名了部分獨立董事，“未履行勤勉盡責義務，對公司違規行為負有重要責任”，認為其看門人作用缺失。

    也有獨立董事“喊冤”，如針對重慶證監局的行政處罰，博騰股份的獨立董事郭永清申辯稱，“作為公司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通過電子郵件及短信要求公司內審部門關注關聯交易和非經營性資金占用風險；在審議公司2018年三季報議案時，要求公司注意合規經營；在知悉公司的違法行為后，督促公司完善內部治理，加強資金占用審計”，請求免予處罰。

    故事不同，履職生態在變，但是看門人責任，卻依然是不能觸碰的底線。

    11份獨董罰單

    “上市公司也不會讓你了解太多的信息，就是文件發給你簽字、蓋章，開會有的時候可以去，有的時候必須去，有的時候不用去。”8月14日，一位不愿具名、曾擔任上市公司獨立董事人士告訴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在這種生態下，部分上市公司內控風波曝出，獨立董事往往首先成為輿論的一個焦點。

    21世紀資本研究院采集數據顯示，在11份處罰書面前，獨立董事“確保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勤勉盡責地履行職責，做出獨立判斷，不受該公司主要股東、實際控制人或其他與公司存在利害關系的單位或個人的影響”的聲明，如今看來有些蒼白。

    以兆馳股份（002429.SZ）為例，2名獨立董事兩年間20次缺席股東大會，充分暴露出其公司治理和內控管理的明顯缺陷。

    ST摩登（002656.SZ）則經歷了頻繁的管理層變更。

    今年4月，廣東證監局指出“2019年3月至今，ST摩登共10名董事、高級管理人員先后辭職，包括董事長、總經理、3名獨立董事、2任財務總監，且公司財務部門、經營部門的人員出現大幅變動，對公司正常經營運作造成較大影響。”

    2019年10月9日當天，ST摩登3位獨立董事劉運國、梁洪流、郭葆春均提出辭職。

    獨立董事紛紛辭職背后，ST摩登存在為關聯方擔保未及時履行審批程序和披露義務、摩登大道控股股東瑞豐集團非經營性占用公司現金312萬元、相關收入確認不合規等多重問題。

    更有甚者屢見不鮮。

    *ST毅達（600610.SH）的四名獨立董事，黃皓輝、任一、鄭明、程小蘭，則經歷了無法與公司取得聯系的“烏龍”鬧劇。

    上述獨董談到角色的尷尬，“獨董本來就是被上市公司聘用的外部人士，從企業取得薪酬，并不是天天參與上市公司經營管理，有的兼任多家公司獨董，僅通過一些書面材料，怎么可能深入了解很多呢？只能浮于表面提一些建議”。

    4月20日，*ST毅達收到上海證監局《行政處罰決定書》顯示，2019年1月12日，中毅達四名獨立董事黃皓輝、任一、鄭明、程小蘭發布公告稱，均無法與

    公司取得聯系，并提示了關于公司失聯的風險。此后，中毅達相關公告均以獨立董事的名義發布，直至2019年3月14日中毅達完成董事會改組。

    獨立董事任一在公告中回憶，言語中頗多無奈。

    “2019年1月10日上午九時，本人接到上交所公司監管部門的電話，告知上交所無法與公司取得聯系，要求獨立董事告知公司相關情況并不晚于13時與上交所恢復聯系。本人立即應上交所要求，用舊有的聯系電話與公司進行聯系，結果電話無人接聽；本人又通過微信方式與原公司聯系人黃新浩聯系，黃新浩告知因其已辭職，現在不知道也不了解公司情況；加之公司辦公地址已搬遷至新疆烏魯木齊市，新上任的董事長從未與本人聯系過；上述情況導致本人無法與公司取得聯系，公司也沒有人員主動與本人聯系”。

    喊冤的獨立董事

    “如果你一直不同意董事會的議案，那到期可能就不提名你擔任獨立董事了。”

    一位獨立董事，談到了矛盾的癥結所在。

    8月14日，曾擔任*ST聯華（600617.SH）、涪陵榨菜（002507.SZ）等多家上市公司獨立董事的朱少平接受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采訪指出，“法律規定，獨立董事代表社會公眾和中小股東的利益，某種程度上，是董事會當中與大股東相制約的一種力量，其目的是為了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更好地保護上市公司特別是中小股東的利益。”

    但是這個履職過程卻千差萬別，11份罰單中，就有獨立董事大喊“冤枉”。

    博騰股份的獨立董事郭永清，就是其中之一。

    公開資料顯示，郭永清是上海國家會計學院教授，會計學博士，中國注冊會計師（非執業），除了擔任博騰股份獨董，目前還擔任陽光城（000671.SZ）、創業環保（600874.SH）、日播時尚（603196.SH）3家A股公司的獨立董事。

    5月底，郭永清剛剛宣布辭去黃山旅游（600054）獨立董事一職。

    今年5月14日，博騰股份收到了重慶證監局一紙處罰書：2018年4月18日至6月30日期間，博騰股份累計向實際控制人提供資金2.23億元，且半年度報告未按規定披露……

    但包括獨立董事郭永清在內的博騰股份董事會，均在2018年半年報、2018年三季報簽字聲明，保證報告全文內容真實、準確、完整，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遺漏。

    對此，獨立董事郭永清提出申辯，“作為公司審計委員會召集人，通過電子郵件及短信要求公司內審部門關注關聯交易和非經營性資金占用風險；在審議公司三季報議案時，要求公司注意合規經營；在知悉公司的違法行為后，督促公司完善內部治理，加強資金占用審計”，最后，重慶證監局采納了其申辯意見，認為其“在知悉公司存在資金占用情況后積極采取補救措施，對博騰股份2018年半年報履行了獨立董事職責。”

    不過，其他涉案的上市公司獨董，就沒那么幸運了。

    寧波東力（002164.SZ）、ST巴士（002188.SZ）、*ST仁智（002629.SZ）的獨立董事，均被罰款3萬元，并給予警告。

    2016年通過重大資產重組收購年富供應鏈的寧波東力，遭遇了收購標的虛構境外業務等虛增利潤4.3億元等詐騙行為。

    7月14日，證監會對寧波東力的《行政處罰及市場禁入事先告知書》指出，“寧波東力獨立董事陳一紅擔任審計委員會委員，在職責范圍內未履行勤勉盡責義務，未能保證寧波東力2017年年度報告、2018年第一季度報告的真實、準確、完整，是寧波東力信息披露違法行為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對陳一紅給予警告，并處以3萬元罰款。”

    值得一提的是，陳一紅同時也是波導股份（600130.SH）的獨立董事。

    看門人的底線

    無論是市場，還是監管，都在更加準確地勾勒獨立董事的指責邊界。

    “現實中，獨立董事對公司的有些情況，也不一定全面知曉”，朱少平指出，“如果公司有意回避獨董，或者公司為了利益，拉攏獨董，那相應監督企業的力度就不夠了”。

    但是這些并不被認可成為規避責任的借口。

    從胡鳳濱訴證監會證券監管行政處罰及行政復議案來看，司法機關支持了簽字就應負責的立場。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行政判決書認為，“對公司違法信息披露的法律責任，對相關責任人員的處罰具有附隨性，附屬于公司信息披露違法行為的法律責任。而認定公司構成信息披露違法行為需要以公司主觀上存在故意為要件，認定附隨性的相關責任人員的法律責任，則不需要相關責任人員必須具有主觀故意以及客觀上主動參與。當事人是否具有主觀故意以及在信息披露過程中是否主動參與并發揮重要作用，只影響責任的大小和處罰的輕重，而不影響作為附隨性責任人員的認定，除非當事人能夠證明自己在公司信息披露過程中盡到了勤勉盡責義務。”

    今年4月，浙江證監局點名了ST巴士獨立董事陳信勇、陳銀華、金洪飛，對陳信勇等3人給予警告，并分別處以3萬元罰款，原因是ST巴士2017年第一季度報告、半年報、第三季度報告披露的信息存在虛假記載。

    “時任獨立董事曹曉倫、時任獨立董事馮芳、時任獨立董事王曉……在仁智股份2017年年報上簽字，保證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證據表明其已勤勉盡責，是2017年年報虛假記載違法行為的其他直接責任人員”，8月13日，浙江證監局對*ST仁智（002629.SZ）的《行政處罰及市場禁入事先告知書》也寫道。

    對此，浙江證監局對王曉等3人給予警告，并罰款3萬元。

    此外，國聯水產（300094.SZ）、高樂股份（002348.SZ）、*ST皇臺（000995.SZ）、*ST勤上（002638.SZ）獨立董事均遭到監管點名，理由是“未按規定履行勤勉盡責義務。”

    就在8月11日，中國上市公司協會發布《獨立董事促進上市公司內部控制工作指引》。

    這份指引明確了獨立董事應重點關注上市公司關聯交易、對外擔保、重大投資、融資活動、募資使用、并購重組、利潤分配、信息披露等內部控制的11個重點環節，同時明確，獨立董事有權督促上市公司持續加強內部控制管理，及時發現不足并加以改進。

    “一些獨立董事被處罰，站在他的角度很冤枉，但如果站在監管的角度，站在投資者的角度，如果每個董事都無法起到應有的作用，那公司被掏空就是遲早和必然的事”，一位接近監管人士如此評價。

    在朱少平看來，“新證券法從今年3月1日全面實施，在強化信息披露要求、明確董監高責任方面，將引導上市公司董監高更廣泛地參與信息披露工作，進一步增強對上市公司高管的監督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