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券時報記者 孫璐璐

    前不久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對明年的經濟工作做出了分析研究，提出注重需求側改革，強化科技戰略支撐，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而一年一度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也即將召開，對明年的經濟發展目標和宏觀政策實施提出更為具體的目標要求。

    作為宏觀調控的重要抓手，貨幣財政政策在明年的實施方向實則已于今年下半年逐漸明朗。多位受訪人士表示，明年的貨幣政策將繼續回歸正常化，信貸社融增速將進一步放緩以避免宏觀杠桿率的過快上漲；但這并不意味著流動性會明顯收緊，央行仍會從防范風險的角度出發，通過公開市場操作為市場提供合理充裕的中短期流動性。財政支出對民生領域、內需消費、重大科研項目的支持力度將進一步加強，同時，由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積聚，優化政府債務結構的必要性凸顯，預計明年地方專項債規模將有所收縮。宏觀政策調控依然會在穩增長和防風險之間實現動態平衡。

    沒有“大放水”

    就不存在突然收緊

    近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雖對明年的宏觀政策著墨不多，只提出“繼續做好‘六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科學精準實施宏觀政策，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但市場對于明年貨幣財政政策的基調已有較為統一的預期。

    政策微調的苗頭在近幾個月來已有顯現。11月的信貸社融增速環比均有所下滑，顯示出信用擴張步伐的放緩。光大證券首席金融業分析師王一峰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經歷了疫情以來的信貸大幅擴張后，隨著經濟持續修復，企業資本性開支需求支撐中長期貸款投放，信貸需求側基礎繼續夯實。同時，供給側邊際出現“緊信用”跡象，三季度以來各項貸款受控增長，并預計明年信貸依然是受控增長，總量上預估明年新增信貸規模與今年大體相當或略有減少。

    從貨幣政策操作層面，央行明年將繼續扛起“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大旗，加大對直達性工具的使用力度，繼續支持民營、小微企業等經濟薄弱領域的支持力度。中國銀行研報稱，考慮到宏觀杠桿率過快上升對實體經濟發展帶來的不利影響，貨幣政策將更加注重防風險，進一步寬松的可能性下降。但考慮經濟增長的內生動能不足，尤其是中小企業發展仍面臨諸多困難，貨幣政策將更加注重精確性，引導資金流入實體企業。貨幣政策將繼續圍繞解決結構性問題，重點解決中小金融機構流動性不足以及中小企業資金可得性問題，預計2021年結構性降準、定向降準仍是重要備選工具。

    王一峰也表示，今年下半年以來，貨幣政策就堅持總量適度、精準滴灌，明年仍會延續這一總基調。信貸結構上，今年在制造業、小微與民營企業、房地產等領域執行的結構性調控目標預計在明年仍會堅持，推動信貸資源重點支持實體經濟的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防止資金脫實向虛推高資產價格。在融資成本方面，預計明年貸款定價將維持平穩，不太會出現明顯走低或反彈的趨勢。“貸款價格并非越低越好。在經濟需求向好、信用供給邊際收緊的情況下，過度強調壓低信貸價格容易產生信貸配給，也不利于支持實體經濟”。

    隨著經濟的逐步修復，為防范宏觀杠桿率重新過快上漲，前期為應對疫情出臺的臨時性寬松政策將面臨集中退出的問題，市場也有聲音擔憂寬松政策退出所帶來的“政策懸崖”風險。不過，在王一峰看來，早在今年5月份，貨幣總量寬松政策就開始逐步退出，今年下半年的信貸投放量已經與去年同期差不多。既然今年沒有出現“大水漫灌”，明年也就不存在突然收緊和“政策懸崖”，“不松不緊”的態勢仍將維持，通過金融供給側改革來推動經濟增長結構調整更為重要。

    優化政府債務結構

    重要性凸顯

    作為宏觀政策調控的另一重要抓手——財政政策明年的發力方向也逐漸清晰。近日，多位財政部官員在公開場合提及優化政府債務結構的必要性。不少分析認為，明年財政政策的突出變化或將表現在專項債發行規模的縮量。

    財政部政府債務研究和評估中心副主任薛虓乾近日就指出，從總體規模看，2020年末我國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將達26萬億，債務率接近警戒區間下限，如果按這個規模發債，明年可能要進入警戒區間。因此，要合理控制地方政府債務杠桿率，強化風險防控，完善專項債券全生命周期管理等。

    中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明明對此認為，債務的使用效率不高伴隨著債務率快速上升臨近警戒區下限，明年專項債額度的下降似乎已經成為大概率事件。

    “今年放量3.75萬億的專項債到了明年可能面臨一定的壓縮。專項債過度供應會存在一定的弊端，今年也暴露出了一些問題，比如使用效率不高、借新還舊、財政存款大量淤積等。明年新增專項債額度可能較今年出現一定幅度的壓縮，初步估計壓縮到3萬億的規模。”明明稱。

    專項債額度縮量的同時，明年一般公共預算支出可能會發揮更大的作用。明明表示，一方面，隨著經濟向常態化回歸，企業利潤的大幅改善，居民收入的回升，公共財政收入大概率較今年明顯改善。地方政府一般債和公共財政的好處在于更加靈活，不必太過拘泥于收益，在專項債縮量的同時，國債和地方政府一般債的力度可能維持在今年的水平，通過中央更多向地方轉移支付來實現對于地方的差異化支持，以此縮小收入和公共服務的差距，更多地增加醫療、教育、養老等經常性支出。

    信用風險暴露壓力不減

    化解風險需久久為功

    今年是三大攻堅戰的收官之年，防范化解重大風險取得關鍵進展。其中，高風險影子銀行規模較歷史峰值縮減了12萬億元，系統性風險隱患大為減弱。然而，我國金融領域的存量風險依然存在，疫情沖擊下增量風險隱患同樣不可掉以輕心，防范化解重大風險需要久久為功。

    談及我國金融領域還有哪些風險需要重點注意，房地產風險是繞不開的話題。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近日就態度鮮明地指出，房地產是現階段我國金融風險方面最大的“灰犀牛”。

    王一峰認為，由于明年融資需求繼續向好但融資供給偏緊，可能會出現結構性、局部的信用收縮情況，需要注意由此帶來的信用風險，尤其是影子銀行體系內弱資質的房地產企業風險較大。同時，由于我國經濟仍處于新舊動能轉換之際，“僵尸企業”數量依然較多，存量風險尚未完全出清，需要關注在區域性經濟發展不平衡加劇的背景下，部分地方國有企業的大額信用風險暴露，防范由此可能帶來的區域性金融風險蔓延和金融風險的跨市場傳染，妥善化解地方法人金融機構潛在風險。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也提醒，明年市場或許存在信用收縮的壓力。從股市看，市值低于凈資產的國企數量呈現上升趨勢，今后其違約風險可能會加大；同時，由于對新興行業的高杠桿創新企業存在監管滯后，這類企業容易爆發風險。

    對于金融風險化解的手段，隨著我國近幾年“拆彈”高風險金融機構和化解信用風險事件所積累的經驗，正如郭樹清近日撰文所說，要強化思維底線，健全金融風險預防、預警、處置、問責制度體系，持續完善權責一致、全面覆蓋、統籌協調、有力有效的現代金融監管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