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監管政策收緊背景下，民營銀行普遍面臨互聯網存、貸款業務受限難題，此時上任的新行長們肩頭擔子更顯沉重。

    日前，天津金城銀行官網公告稱，經該行董事會決議，聘任溫樹海擔任該行行長。這也意味著這家民營銀行的行長之位空缺三年多后，得以補齊。

    證券時報·券商中國記者獲悉，民營銀行與傳統銀行截然不同的展業模式和股東結構導致的不少高管出現“水土不服”，加之市場化招聘方式等共同造成了該類銀行頻繁“換帥”的現狀。而去年以來的監管政策收緊，更進一步加大了民營銀行行長們的經營壓力。

    “流水的行長”

    “鐵打的民營銀行，流水的行長”，這句戲言在業內流傳已久。自2015年首家民營銀行開業以來，頻繁“換將”問題就一直存在。據記者不完全統計，截至目前已有19家民營銀行開業，其中多達15家銀行開業后出現董事長或行長人選變動。

    以遼寧振興銀行為例，該行新任行長王峰的任職資格剛剛獲批。據了解，王峰已是該行開業三年多以來的第三任行長，該行前兩任行長均在任職短短一年后提出離職。

    另一家同樣開業三年更換三任行長的民營銀行是中關村銀行。2017年10月，中關村銀行公告顯示，首任行長王萌因個人原因辭去執行董事和行長職務，在任時間僅3個多月。第二任行長肖瑞彥自2019年4月到任，短短9個月便提出辭職。現任行長楊新軍任職資格已于去年9月獲批，此前擔任中關村銀行副行長。

    任職不到一年即“閃退”的民營銀行行長并不少見。例如微眾銀行原行長曹彤加入該行僅10個月，吉林億聯銀行原行長戴兵履任也不足11個月。

    渤海銀行上海分行風控人士李悅告訴記者，民營銀行高管層的高流動性基本已成為行業常態，多是因為文化融合等方面的原因導致“水土不服”而自行提出辭職。

    “民營銀行成立初始階段，高管層多來源于傳統銀行或監管機構，原有企業文化及工作風格不一定與當時民營初創企業的需求契合，加之民營銀行行領導多來源于多家銀行，從國有、股份制、城商行到農商行，不同文化間交流會有一定摩擦。”他解釋。

    此外，民營銀行股東多來自實體行業，與傳統銀行存在明顯差異，這也導致在傳統銀行鮮少出現的高管頻繁辭職現象，在民營銀行里成為常態。“民營股東更偏重并急于見到投資回報，而銀行業的回報期要晚于實體行業，經濟大勢偏緊的情況下，更是如此。”李悅表示。

    業績分化明顯

    頻繁“換將”引發的另一個擔憂是對銀行業績可持續性的影響。李廣子認為，頻繁的行長變更對銀行可能會產生一些不利影響，不利于經營戰略執行的連續性，特別是涉及銀行長遠發展的一些戰略性轉型任務。

    記者梳理2020年民營銀行業績數據發現，受疫情沖擊、監管政策收緊等因素影響，行業內部分化加劇，頭部銀行優勢明顯。

    具體而言，營收、凈利潤均排在首位的微眾銀行遙遙領先，網商銀行位列第二，兩家銀行2020年實現凈利潤均超10億，分別為49.57億元、12.86億元，位列第三的新網銀行實現凈利潤7.06億元，被前兩家銀行甩開一段距離。

    另有2家民營銀行出現“縮表”，并出現營收、凈利潤“雙降”。其中，天津金城銀行2020年總資產規模、營業收入、凈利潤分別同比下滑16.5%、21.5%、74.5%；新網銀行2020年總資產規模、營業收入、凈利潤分別同比下滑8.1%、12.1%、37.7%。同時，上海華瑞銀行、重慶富民銀行和溫州民商銀行三家民營銀行的凈利潤也出現不同程度的下滑。

    金城銀行方面向記者表示，業績下滑除了受到疫情因素影響外，也是該行為戰略轉型做準備，主動調整業務結構產生的結果。

    疫情沖擊下，民營銀行資產質量承壓，也是導致去年利潤空間縮小的主要原因之一。在至少連續兩年披露不良貸款率的13家民營銀行中，僅有2家去年底不良率較上年末下降，其余11家均出現不良貸款率上升。其中，福建華通銀行不良率上升最快，較上年末增加1.56個百分點至1.63%。去年以前，民營銀行由于開業時間尚短，不良貸款率普遍低于1%。

    此外，去年以來，監管部門發布互聯網存款、聯合貸款相關政策，部分民營銀行通過互聯網渠道異地攬存、攬貸的空間被迫壓降，業績增長受到影響，而微眾銀行、網商銀行、新網銀行等定位為互聯網銀行的民營銀行受到影響較小，這也將進一步加劇民營銀行內部分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