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軍

    沒有鄉村的全面振興，就沒有高質量發展和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

    在金融支持鄉村振興方面，金融業可以做得更多更好。廣袤的鄉村大地，迫切需要金融活水的深度滋潤。在國家一直倡導普惠、包容的發展理念和大力引導社會資本下鄉的背景下，金融機構有責任擴大“三農”領域金融服務范圍，以提高農業經營規模和農業生產效率。

    筆者做過調研，在一些農業大省，全省金融總量和增量的一半左右甚至更多來自于縣級以下單位，廣大農民不僅僅有存取款的需要，更有理財的愿望。而且從收入結構來看，很多農民60%的收入來自于打工所得，只有40%來自于耕地收入，農民收入結構的變化，也催生了他們存貸款和理財的迫切需要，而我們現在的鄉村金融服務還遠遠沒有跟上。

    如今，互聯網技術、移動通訊技術、金融科技的高速發展，給中國金融業的發展帶來了巨大的機遇，很多金融機構開始積極探索，勇于實踐，努力尋找服務農村的商業可持續發展模式。比如，一些金融機構借鑒共享經濟的思想，通過建設“共享型”普惠支付服務點，創新扶貧模式，運用大數據風控，實現“渠道下沉、服務下沉、產品下沉”，打造農村金融生態系統；一些金融機構通過推動銀行、互聯網公司、農戶三方共建村級惠農網點，解決了在農村的成本、技術、風控問題，搭建了縣鄉村“三位一體”的惠農金融服務體系，使農民有尊嚴地享受到正規金融服務；還有一些金融機構積極致力于實現業務線上化、網點輕量化、風控數字化，努力推進業務服務易觸達、網點運營低成本和產品風控更精準，讓普惠金融服務真正惠及“三農”。

    必須承認，在支持鄉村發展和振興方面，目前的一些金融政策和規章制度還有許多不盡如人意的地方，還需加以改革完善。那么，金融機構如何制定和實施好新時代的“下鄉”戰略？如何深入鄉村、打通農村金融服務的最后一公里，讓普通農民也享受到規范、優質的金融服務？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六個方面著手：

    一是設立農村基礎設施及公用事業投資基金。通過該基金的高效運用，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著力強化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引導社會資金大幅度增加農田水利建設、中小河流治理和小型水庫除險加固，道路、供水、供電、污水處理、垃圾處理，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投入，為推進鄉村振興戰略奠定物質基礎。

    二是重點加強貧困地區移動通訊網絡建設，推廣數字化普惠金融服務。金融科技的創新有力支撐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民生改善，互聯網技術與大數據風控技術更是為農村普惠金融搭建了快車道。例如，河南蘭考就探索形成了“一平臺四體系”的數字化普惠金融發展模式，基于“普惠金融一網通”平臺開發建設了“普惠通”手機APP，為農戶提供集支付、理財、信貸、生活繳費、惠農補貼、金融超市于一體的“一站式”服務，讓當地老百姓真切感受到了普惠金融帶來的實惠。實踐證明，數字化普惠金融能夠高效融入農村居民生活，實現可持續發展，極具推廣價值，但是在我國的部分貧困地區，由于移動通訊網絡的信號不穩定，仍然享受不到數字化普惠金融帶來的便利。應繼續加強偏遠地區的移動通訊網絡建設，大力推廣數字化普惠金融模式，使貧困地區百姓能夠享受到及時的、有尊嚴的、方便的、高質量的金融服務。

    三是通過宏觀審慎評估（MPA）體系進一步鼓勵金融機構發展農村金融業務。為有效防范系統性金融風險，提高貨幣政策向實體經濟的傳導效果，人民銀行推出了宏觀審慎評估體系（MPA），評估體系中“廣義信貸規模”指標對金融機構約束較大，涉農貸款及農戶理財投資均納入該指標統計范圍內。在規模有限情況下，部分金融機構可能更傾向于選擇收益水平較高且較易營銷的城區資產業務，人員配置和資金投向很難下沉至農村。應將涉農貸款及農戶理財投資單獨劃出，不再納入廣義信貸規模指標統計范圍內，進一步鼓勵金融機構發展農村金融業務，滿足農村實體經濟需求，提高農村金融覆蓋度。

    四是監管部門應積極鼓勵、引導和支持縣級以下網點的設立。在當前國家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大背景下，諸多金融機構把推動鄉鎮、農村經濟建設作為發展重點。金融服務的下鄉，類似于公路下鄉、通訊下鄉，屬于軟實力下鄉，對當前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有著重要意義，特別是當前隨著互聯網技術、大數據風控技術的快速發展，為金融服務打通農村“最后一公里”創造了良好條件。監管部門應大力支持鄉鎮網點的設立，通過綠色通道鼓勵金融機構積極進入鄉鎮、農村開展金融服務。

    五是放寬支農以及扶貧再貸款實施銀行范圍和標準。為支持涉農、扶貧信貸投放，人民銀行對金融機構開展了支農再貸款、扶貧再貸款業務，但當前再貸款發放范圍僅限于農商行、農村合作銀行、農村信用社和村鎮銀行等農村金融機構（銀發〔2015〕395號）。隨著利率市場化進一步深入，銀行發展戰略不斷多元化，部分城市商業銀行、股份銀行也通過創新多種金融服務模式支持涉農、扶貧等工作。為引導更多銀行開展金融扶貧服務，應擴大支農及扶貧再貸款實施銀行范圍，按照金融機構支農及扶貧貸款的規模發放支農和扶貧再貸款，推動更多金融機構進入農村金融領域，滿足鄉村振興多樣化的金融需求。

    六是降低或取消5萬元的理財資金門檻。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堅持把“三農問題”作為工作的重中之重，持續加強強農、富農、惠農政策力度，農民收入持續增長，農村生活全面改善。在農村居民家庭結余日益普遍的背景下，農村居民對收益相對較高且安全的投資產品的渴望趨于強烈，而發展農村理財是解決該問題的途徑之一。但受制于《商業銀行個人理財業務風險管理指引》（銀監發[2005]63號）中保證收益理財計劃的起點人民幣應在5萬元以上的規定，絕大部分農村居民因閑余資金無法達到銀行理財產品的投資門檻而被拒之門外，反而轉向了不正規的民間高息借貸，造成部分農村地區的金融亂象。為此，應盡快降低或取消理財產品5萬元的投資門檻，這一方面有利于實現農村家庭保值增值，推動鄉村振興的全面實現，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避免農村居民因缺少投資渠道而受非法集資誘惑。

    （作者系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