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2018年兩會落幕為標志，我國基本完成金融管理機構改革，金融監管架構變成“一委一行兩會”，有別于原先的“一行三會”。

    那么，為什么會出現如此的金融管理結構？

    自從次貸危機爆發后，世界的金融格局發生了巨大變化，在經歷監管缺失帶來高額救助成本和巨大經濟損失之后，人們開始反思監管放松存在的弊端。之后，各國的監管都在強化，針對危機所暴露的體制性問題和監管漏洞，幾乎所有的國家都已經開始調整監管框架，比如英國的雙峰監管、美國的《多德-佛蘭克法案》，強監管逐漸又成為全球金融界的共識。

    盡管次貸危機給世界經濟帶來重創，危機效應已經在一些發達國家開始減弱，但對中國的經濟影響卻正在加強。之所以中國之前并沒有發生嚴重的金融危機，主要得益于我們保持近四十年的經濟高速增長，危機在高增長中被部分消解。但現在我們的經濟增速下滑，杠桿率、資產泡沫一直居高不下，所以極有可能會誘發新一輪的金融危機。

    當然我們的監管防范措施還是比較高效的，也能與時俱進。我們原先的監管方式著重于分業監管，實行“誰審批、誰負責”的原則。當時認為銀行的個體健康就必然帶來整體健康。以為加強對微觀機構的監管，就無需擔心宏觀金融整體的不穩定。但隨著金融的不斷創新，金融機構之間跨行業合作密切，金融控股公司日益增多，中國進入“大資管”時代，分業監管模式弊病越來越顯現出來，原先“一行三會”組織架構落后于現有混業經營發展現實，使系統性金融風險大增。

    系統性風險一般來自于金融層面的資金脫實向虛，導致金融運作成本上升。金融本身不創造價值，其價值來自于實體的提供。而金融創新的套利行為，其實是吹大資本泡沫。一些資本大鱷利用監管空隙瘋狂配資、高桿桿收購等擾亂市場行為，無不是在為推高金融成本推波助瀾，也造成實體經濟不堪重負。可是金融混業經營使分業監管不具有穿透監管能力，監管部門變成“鐵路警察、各管一段”，衍生品交易、影子銀行、通道業務等游移在監管之外。所以監管由分業變為相對集中也是“形勢逼人強”。

    但如果監管權力集中到一個監管部門，一旦消費者合法利益受到侵害，金融機構憑借其壟斷地位，可能使監管者更傾向于維護金融機構穩定而犧牲消費者利益。所以一些國家采用雙峰監管，來實現審慎監管和消費者保護的雙重目的。

    從我國當前形勢來看，銀行的資產體量過于龐大，截至2017年底，我國銀行業金融機構本外幣資產252萬億，這么龐大的資產里面存在不同業務領域風險差異和各個銀行的管理水平的差異，這就促成去年成立了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其目的在于確保金融安全與穩定發展之間的平衡。這個機構看起來似乎與原先“一行三會”的職能之間有一些重疊，但筆者以為成立該委深層次的原因在于調節各種關系的整合，當然更關鍵的是考慮兼顧銀行審慎經營和金融發揮的效率問題。

    首先，監管的重要邏輯是重構金融監管之間的關系。我國央行是運用貨幣政策保持宏觀價格穩定的機構，而“三會”是監管功能實施機構，“三會”對監管功能的思路僅存在于防范本監管對象的機構穩定與健康，這種分業監管功能極易產生“三不管地帶”，也為金融風險的醞釀累積埋下伏筆。比如銀行與保險具有很多風險共同點，二者都有資金池，都屬于間接融資，有資金池就有資金錯配風險。這就需要金融監管協調，而銀監會保監會的合并正是基于此目的。但證監會為什么沒有合并？原因是證監會與銀監會保監會的監管對象差異很大，這就需要一個機構來解決各自為政的問題，于是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順勢而出，它應該是對系統性風險監測、評估、應對、并提出指令或者政策建議、強化監管問責的機構。而央行是在現有職能基礎上增加了法律法規與制度的擬定，這種綜合布置正好吻合宏觀審慎管理和微觀防范系統性風險的功能設計。

    其次是監管效率和金融機構效率之間的關系。現行的全能金融行業之間的相互聯系加大系統性風險，造成風險在金融機構內部之間的傳遞，銀行業務的日益復雜又削弱市場約束效力，如果監管以損失效率為代價，銀行業務又回到單一化結構中，會帶來效率損失。所以既要認識到監管重要性又要強調銀行效率的重要性，銀監會與保監會的合并，可以使監管成本下降，監管效率提升。這也給銀行帶來好處，監管效率提高會使銀行經營更穩健，也會帶來銀行的效率提高，使社會的資源配置更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