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建光

    近年來全球政治經濟局勢發生深刻變化，各類灰犀牛、黑天鵝事件時有發生，無論是海外還是中國短期經濟波動都越發劇烈，進行經濟預測和制定政策的難度都大大增加。

    回顧2019年，中國經濟就被兩個意外因素主導。一是中美經貿摩擦局勢越發復雜多變，特朗普一面利用關稅手段施壓、一面推動談判，中國則實施反制，同時與美方磋商。二是面對嚴峻的內外部環境以及經濟下行壓力，政策面并未如以往實施大規模刺激，對防風險的重視程度不降反升、相關措施如房地產融資和金融整治等不松反緊，力度顯著超出預期。

    在上述背景下，市場對明年經濟形勢尤為關注，判斷上也出現了諸多分歧，例如，四季度以來經濟數據在個別月份出現反彈，各方隨即對經濟是否企穩拋出不同意見；而政策目標方面，近期也出現關于2020年是否應當“保6”的討論。

    如何看待明年經濟形勢？未來的政策目標又應當如何把控？在筆者看來，數據短期波動只能作為參考、不能作為企穩的依據。外部不確定性依然是明年經濟增長前景的主要影響因素，總體下行仍是大概率事件；而逆風前行之中，更需要把握好短期穩增長與長期防風險、促改革之間的關系，尤其要避免以短期強刺激“保6”的做法。

    外部不確定性

    仍是主要風險

    主要海外經濟體中，美國消費增長強勁，通脹和失業率仍然穩健；但特朗普減稅的紅利效應即將耗盡，且并未解決美國經濟中存在的基建滯后、私人基建投資意愿不足等結構性問題，加之其與中國的貿易摩擦對自身也有不小傷害，預期明年美國經濟可能會從高位略有回落。

    歐洲政治風險依然存在，經濟仍未看到轉機。約翰遜上臺后英國脫歐局勢有所改觀、但仍有巨大不確定性，法國“黃背心”運動則愈演愈烈。年初至今，歐元區制造業PMI已連續10個月低于榮枯線，核心國家主要經濟數據下滑明顯，德國作為歐元區第一大經濟體，GDP增速、制造業PMI、出口增速全面下滑，前景堪憂。

    新興市場方面，長期以來各國基本面和發展路徑存在不同，經濟體之間的表現可能出現較大分化。尤其今年阿根廷、智利、玻利維亞等南美國家局勢動蕩，游行、罷工頻發；相較而言，在全球貿易格局變遷、政局相對穩定等有利因素之下，東南亞開放經濟體的表現更加值得期待。

    全局來看，當下全球的政治經濟形勢已發生了較為深刻的變化。人口老齡化、勞動生產率下滑、貿易保護主義抬頭背景下全球經濟走向疲軟，作為全球經濟景氣的“金絲雀”，韓國出口連續12個月同比負增長，在此背景下以美聯儲為代表的各國央行開啟了新一輪的寬松周期；而貧富差距的不斷擴大也不容忽視，民粹主義情緒正在部分國家滋生。

    隨著中國經濟進一步走向開放，外部環境對中國經濟的影響也在持續提升，短期來看，中美貿易摩擦仍是明年的最大不確定性。盡管中美談判取得積極進展，雙方有望達成第一階段協議，但今年來兩國經貿形勢的反復波折表明，仍應警惕談判不及預期的可能性。未來的不利影響仍需進一步消化。

    對此，政策面需要做好充分的估計和準備，短期仍應當盡可能達成中美第一階段協議，維護良好的國際環境，尤其要將談判聚焦在美方取消加增新的關稅和中方購買美國農產品方面，以增加達成協議的概率。

    強刺激政策難再現

    探尋新增長點

    國內來看，去年以來的本輪經濟下行過程中，決策層對于短期保增長仍然高度重視，逆周期調控從未缺席，財政方面重點落實更大規模的減稅降費政策及專項債發行，貨幣政策也總體保持寬松、數量型工具和價格型工具均有較多動作，如降準、公開市場操作、LPR改革和市場化降息等。

    與以往不同的是，本輪穩增長并未采取以往強刺激的做法，政策思路也隨著“730”政治局會議強調“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而得到明確。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隨著中國經濟體量不斷擴張，中長期潛在增速下降，刺激政策的效果也在邊際減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過去的“大水漫灌”留下了諸多后遺癥，部分問題至今仍未得到徹底解決。

    因此，筆者認為2020年仍將很大程度延續目前的穩增長思路。特別是在房地產領域，短期不將其作為刺激經濟的手段，中期堅持“房住不炒”，遏制房地產高杠桿風險，降低對實體經濟的擠出。

    貨幣政策方面，近期抬升的通脹主要受豬肉及其替代品價格推動，去掉豬肉影響甚至呈現一定的通縮態勢，尚未形成過多掣肘，短期內主要矛盾仍是穩增長與降成本。尤其今年以來，全面降準、MLF降息等政策工具紛紛落地，明年的適度寬松依然有空間。

    當然，面對暴露出的諸多結構性問題，依靠總量管理的貨幣政策已然顯得捉襟見肘，如民營及中小企業信貸供給扭曲的問題至今仍未有效解決。此前原央行行長周小川曾強調“中國可以盡量避免快速地進入到負利率時代”，一方面是為了指出貨幣政策寬松空間雖然存在但有限度，另一方面也在暗示財政政策要發揮更多作用。

    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明年更加需要加力提效，與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而專項債提前下達帶動的基建投資或將成為明年的政策主線。三季度以來提振基建的政策措施頻繁出臺，目前2020年的1萬億元額度已經提前下達。

    需要指出，2019年減稅降費已經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但考慮到繼續加大力度減稅將會進一步增加財政收支壓力，筆者仍建議未來應逐步著手落實規范稅費征管相關制度，直接減輕財政壓力、間接擴大減稅空間。

    此外，2019年的經驗或許已經表明，依靠傳統的短期需求管理手段，或許可以緩解經濟下行壓力，但要保證中長期的增長，仍然需要挖掘新的潛力，探尋新的增長點。在筆者看來，盡管當前社會零售表現疲軟，但服務消費和下沉市場近年來增長迅速、潛力巨大，而以5G、AI、工業互聯網為代表的“新基建”也是中國產業轉型升級的必要基礎，均是機會所在。

    更加重視改革開放的實效

    基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2020年中國經濟大概率將延續總體下行的態勢，而綜合外部不確定性、強刺激效果及其后遺癥、寬松政策空間等諸多因素來考慮，2020年不宜將保“6”作為硬性目標。

    更加迫切的是加速改革開放、取得實效。中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面臨人口加速老齡化、制造業亟須轉型升級等諸多問題，潛在增長率的下降實屬必然。而政府債務約束和投資效率困境、貨幣政策傳導不暢與信貸供給扭曲、居民部門杠桿率顯著升高等諸多結構性問題也開始凸顯，成為長期中國經濟增長的最大阻礙。因此，短期穩增長和長期促改革、防風險之間必然要有所取舍。

    2020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和“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也是“十四五”規劃和第二個“一百年”的布局之年，更是改革的關鍵之年，收入分配改革、資本市場制度建設、推動貨幣政策框架轉型等諸多工作均需加速推進。

    核心仍然是通過對外開放、加大創新研發等途徑提升效率。特別是，借助顯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經濟增長率和快速增長的國內市場需求，中國應當繼續以開放回應孤立主義，實現競爭中性原則，優化營商環境，并通過加強科技創新和治理能力，吸引更多的外國投資者。

    （作者系京東數科集團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