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靜

    《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0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優化供給結構，改善供給質量，提升供給體系對國內需求的適配性。推動金融、房地產同實體經濟均衡發展。這為金融供給建設提出了方向性任務，不斷提升我國金融生態要素供給與制度供給建設的協調發展水平，成為完成這一任務的關鍵性選擇。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金融生態的要素供給建設取得顯著成績，比如貨幣、證券、保險、信托、期貨和外匯等市場，在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中不斷完善，推動金融服務專業化水平和專業化分工能力的整體提升。相比較而言，金融生態的制度供給建設則存在差距。一方面，制度供給建設在適應和服務要素供給建設中，由于主要采取跟隨策略，前瞻性、過程性和協調性不夠，常處于被動地位和滯后狀態，導致對要素供給建設的推動、引導、規范和約束作用有限。另一方面，制度供給建設囿于以“身份識別”為標準，主要是圍繞市場主體中的金融機構而不是金融要素、金融功能屬性來進行，以致出現非金融機構實施金融要素行為，但缺少必要金融制度約束的現象，形成金融管控的階段性、局部性“真空”。比如曾經火爆的P2P業務以及各類擔保、抵押和典當業務等。

    保持金融要素供給與制度供給建設的協調，既是金融生態健康發展的規律體現，又是金融屬性展示的必然要求。金融服務實體經濟是金融的根本屬性，要素供給建設是金融活動的手段，制度供給建設則是保證這一手段不偏離目的和屬性的必要措施，二者不可偏廢。從本質上講，經濟生態決定金融生態，金融生態中“雙供給”建設的協調，是由實體經濟需求決定的，金融要素供給建設要以實體經濟的需求為前提，并在適應變化中不斷豐富，金融制度供給建設則要在力求與之同步中，保持對要素供給建設調整與支持的恰當性、針對性和有效性。我國金融生態“雙供給”建設的不夠平衡，帶來的一個直接后果是，市場中局部領域的要素供給被過度化，出現資金在金融機構體內循環過多現象，并滋生流動性傳導的梗阻力量，偏離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本源方向。

    加快金融制度供給系統性建設步伐，要在“行動上體現主動、內容上體現統籌和質效上體現共贏”上下功夫，努力做到“三個轉變”。

    所謂“行動上體現主動”，就是行為意識與策略，要從被動適應向主動改變的轉變。我國金融生態的發展，經歷了由要素供給建設拉動制度供給建設的過程，后者跟著前者是一個必然過程。但是，隨著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面對新情況、新矛盾、新挑戰和新機遇，這種狀態必須改變。因此，要堅持問題導向與主動作為相結合。一方面，針對金融要素供給建設中出現的突發性、階段性和趨勢性問題，圍繞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和防范問題，要分類別、分對象、分區域和分重點完善金融制度供給建設的內容，優化工作方式與體制機制，提升制度性供給建設的針對性、及時性，避免簡單跟隨。另一方面，要從有利于暢通流動性傳導機制的實際出發，主動擁抱新發展格局，聯系實體經濟對金融服務的新預期、新要求和新任務，全局謀劃、高位運籌、系統設計，前瞻性地實踐和創新制度供給建設的內容，在與要素供給建設深度融合中，發揮和產生引領效應，并為金融要素供給建設拓展空間，在“雙供給”的相互融合促進中，推動金融生態健康發展。

    所謂“內容上體現統籌”，就是內容構成與狀態，要從分散收斂向協調開放的轉變。單從數量上講，我國金融制度供給建設的內容其實并不少，但存在內容分散、相互之間協調性不足、解決敏感性問題拓展性弱等問題。因此，要注意在處理“全面與重點、變化與拓展、開放與協調”關系中，不斷完善統籌建設的能力和水平。堅持把金融制度供給建設放在經濟生態與金融生態的全局中謀劃，針對不同市場類別、主體和環節的實際，做出目標任務、模式路徑和環境條件的全面性制度安排。同時積極探索和實踐重點突破的工作方法，以重點內容的突破，不斷夯實制度供給建設的基礎。堅持在適應變化中拓展制度供給建設的內涵與外延，緊盯實體經濟的發展變化，緊盯金融要素供給建設的活躍領域，緊盯市場主體主要是金融機構的創新動向，把基礎性制度供給建設與階段性制度供給建設區分開來，形成以解決問題為第一導向的制度供給建設拓展機制。堅持體現越開放越協調的原則，用開放的狀態不斷豐富制度供給建設的內容，并注意補好協調性不夠的短板，把不同市場、不同主體對象、不同業務環節之間的內容，用制度規范和約束使其貫通與協調起來，真正發揮金融制度供給建設的整體效應，避免因為協調不夠可能出現的“漏出”效應。

    所謂“質效上體現多贏”，就是質效發揮與評價，要從單一片面向多維綜合轉變。我國金融制度供給建設中，長期以來形成的以金融機構為主體的習慣思維、行為模式和評判標準，從前提、過程和結果上降低了制度供給建設的預期質效和價值作用。因此，金融制度供給系統性建設的質效體現，要與實體經濟運行中不同時期的主要問題相聯系，要與產業發展調整中不同環節的主要矛盾相聯系，要與金融機構經營管理中不同特點的主導方式相聯系，要與解決實體企業不同需求中的主要特征相聯系，運用辯證思維、開放狀態和科學手段，選擇和實施制度供給建設的內容、形式和手段，使金融制度供給建設的效能，體現在推動經濟生態的穩步發展、促進金融生態的有序成長、保證金融機構的持續經營以及深化實體企業的不斷進步上。制度供給建設的服務、引導、約束和規范的質效，更多地從綜合性上全面體現出來，并從這一體現中不斷擴展其發展空間，增多其選擇內容，在強化方式的精準性、合理性中保證質效的持續性和深入性。（作者系資深財經評論人、原銀監會“三個辦法一個指引”起草專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