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冠肺炎疫情依然找不到最優解、區域與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因受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影響而面臨動力不足等問題的當下，《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簽署，是向不確定的世界經濟注入可預期增長紅利要素的關鍵之舉。

    有國際主流財經媒體對此發表社評，指出在自由貿易的好處受到質疑、世界各地對全球化擔憂上升之際，《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的簽署，不僅具有很強的象征意義，更提醒世人：自由貿易是實現更大繁榮的最佳途徑。

    的確，當向來主張自由貿易，且從中獲得太多利益的資本主義世界，近年來開始出現某種意義上的抗拒自由貿易傾向時，特別需要國際社會有實力參與主體以實際行動展現出對自由貿易或曰貿易與投資便利化的大當量支持。而涵蓋亞太地區最具增長活力經濟體的RCEP，無疑是對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最好注腳。

    就RCEP的15個成員國的國情、經濟發展水平與制度文化而言，能夠在不到十年的時間里通過談判最終達成高水平貿易協定，本身就是凝聚成員國的國家智慧和集體智慧的代表作。眾所周知，自從亞當·斯密開創現代經濟學以來，自由貿易作為古典經濟學的核心理念之一，在推動全球經濟增長以及增進各國民眾福祉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亦是全球經濟繁榮的最重要動力之一。但自2017年以來，全球貿易受到了具有某種強烈政策偏好的因素干擾，主要經濟體之間的貿易摩擦不斷加劇，以至于2019年全球貿易量出現了最近十年來的首次下降。而被廣泛視為全球在貿易領域最重要公共產品的世界貿易組織（WTO）面臨著存續危機，表明個別國家的“敗德行為”正在破壞自由貿易的基石，堪稱后布雷頓森林體系時代的全球貿易體系正面臨著重大挑戰。

    所幸的是，隨著數字技術的發展，服務貿易正成為國際貿易中最具活力的組成部分，根據世界貿易組織發布的《2019世界貿易報告》，從2005年至2017年全球服務貿易平均每年增長5.4%，預計未來20年里這一趨勢還將保持下去。中國則是全球服務貿易增長的主要推動力量之一。這也是人均GDP躍上1萬美元的中國向全球范圍內的貿易伙伴釋放發展紅利的真實體現。

    細觀RCEP的全部20章條文，盡管內容十分豐富甚至某些條文較為復雜，但最具顯性特征的是降低關稅。例如，貨物貿易零關稅產品數整體上超過90%，服務貿易和投資開放水平顯著高于原有的“10+1”自貿協定，同時新增了中日、日韓兩對重要經濟體之間的自貿關系。特別是中日作為全球第二、第三大經濟體之間的關稅減讓安排，將大大促進東亞經濟貿易一體化。而具有指標意義的放開和統一成員國內部商品貿易的原產地規則，即原產地規則的統一，將十分有利于推動更加廣泛意義的亞太自貿區（FTAAP）進程。熟悉進出口業務的人都知道，當出口商只需一份原產地證書即可與RCEP協定中的任何成員國合作伙伴進行貿易時，其戰略價值就不僅僅是便利化和節約交易成本的相關制度安排，而是維護區域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的重要保障。

    中國目前已在亞太乃至全球產業鏈上、中、下游三個環節扮演著雙重地位角色。中國不僅是全球中間品最大提供者，而且隨著我國近年來致力于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中國開始在全球產業鏈扮演著承上啟下的核心角色。中國不僅在包括信息、高端裝備制造等領域逐步攀升至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環節，而且在全球產業鏈分工的中低端環節，已形成了以中國為上游國，越南等地區性制造中心為下游國的國際分工格局。中國也由此構建了更具活力的內外經濟聯動體系。而在RCEP的框架下，中外資企業將基于產業與技術分工構成新的利益共同體，無論是對中國企業拓展全球化產業鏈，還是向區域成員國釋放來自中國的資源配置與相關發展紅利，均是十分有益的結構化安排。

    應該說，無論是中國與全球主要經濟體之間的產業鏈分工與合作，還是中國作為全球產業鏈與供應鏈的中樞，其形成與發展，都有內在的經濟邏輯。既具有全球工業生產與產業格局變遷的周期性與階段性特點，也具有周期內的穩定性特征。

    從全球產業發展史來看，18世紀下半葉至20世紀80年代，全球相繼出現了由英國、美國、日本、德國作為“世界工廠”、“世界制造中心”的產業分工格局轉移，前后持續了200年左右。隨著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起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并以2001年加入WTO為標志全面融入全球產業鏈，中國也得以在2010年前后成為在全球制造業高、中、低三個產業鏈均比較完整的新興經濟體。也正是自那個時候開始，中國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最重要力量，并向區域和全球不斷釋放來自中國的增長紅利。這波紅利的釋放，未來將基于制造業的升級、高水平開放以及金融國際化等而陸續展開，而RCEP的適時簽署與落地實施，將使釋放的增量紅利，可能持續30年之久。顯然，這將構成21世紀上半葉經濟全球化和投資貿易進一步便利化的新動力。

    競合時代，亞太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距的RCEP成員國，通過達成高水平自由貿易協定，不僅有效回擊了近年來盛行的貿易碎片化、塊狀化以及國家層面的利己主義，而且有望通過后續的落地實施為全球新型多邊投資貿易協定的可復制與推廣提供新的發展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