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2020年的中國與世界經濟表現，用“經濟增長是一連串的事件”來概括，較為貼切。

    作為全球經濟的兩大穩定器，中國和歐盟在經過7年總共35輪的談判之后，終于在即將告別2020年的最后兩天如期完成中歐投資協定談判。盡管協定從簽署到最終生效與高水平落實還有諸多程序化的工作要做，但這項極具指標意義的超大規模貿易協定，將與另一重要的自由貿易協定——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一道，成為不確定世界里促進投資貿易便利化、維護多邊主義進而向區域乃至全球釋放制度安排紅利的兩大基石。

    作為兩項超大規模投資貿易協定的簽約方，中國展現在世人面前的，是作為全球最大的單一貿易體與第二大經濟體對舉世公認的自由貿易理念的堅守，以及在國際環境處于顯著不確定、國際力量對比發生深刻變化的復雜形勢下的智慧與理性。

    所謂綱舉目張，從2020年的兩大重要會議——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和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所做出的重大決定、短期以及中長期的發展規劃來看，國家越來越重視對發展預期的戰略分析與判斷，以及在高水平開放背景下實現國內和國際兩個循環的有效對接。

    實踐證明，國家在過去這一年的宏觀政策運用，充分體現出一個有為政府在面對一系列重大約束條件時，破解系統性難題的綜合能力。中國也因此在抗疫過程中形成了應對超大規模外部沖擊的一整套政策邏輯：當單一微觀市場主體因受外部沖擊而無法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或者本身面臨存續危機時，政府不僅即刻發揮了“守夜人”的角色，更扮演著危機時刻的市場秩序維護者乃至“最后貸款人”角色。政府一方面高度警惕市場隨時可能出現流動性枯竭，另一方面也通過政策傳導機制對接市場與企業的痛點，直接進場干預，精準滴灌，確保宏觀政策在執行過程中的“不缺氧”；既重視救助那些“大而不能倒”的企業，也從民生福祉的角度力保廣大小微企業存續發展，表現出有為政府應有的責任擔當；出臺了以“六保”為核心，以“六穩”為階段性目標的一攬子應對措施，并就加強國際合作抗疫，促進全球產業鏈、供應鏈不脫節做出了一系列重要努力，不僅取得了抗疫的巨大成功，也避免了中國經濟在疫情沖擊下步入衰退周期。

    從經濟研究的樣本意義來看，中國能夠在不到半年的時間內穩住經濟基本盤，并成為2020年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國家，完全有可能成為全球災害經濟學史上的最值得研究的大國樣本。

    實踐證明，疫情是考驗開放型經濟體在非常時期的體系彈性與堅固程度的另類標尺。在人類漫長的生存與發展周期里，疫情作為全球性的公共衛生安全事件，盡管是一次持續時間較短且極具摧毀性的外部沖擊，但全球經濟增長卻不可能因為疫情帶來的大規模影響而長期停滯不前。只是應當看到，未來隨著疫情漸漸結束，各國將“痛苦”地消化寬松財政與貨幣政策帶來的負面效應。各國迄今為止祭出的諸多刺激政策，已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應急止血的作用，但要避免重蹈上一輪危機應對的覆轍，亟需宏觀經濟政策更多投向實體經濟與產業發展，關注民生福祉尤其是公共衛生安全體系的補位與升級完善。歷史已經證明，貨幣與財政當局在危機時刻開具大額救市與救助支票往往阻力較小，但超發的貨幣很難快速收回，卻是不爭的事實。所有熟知貨幣金融學的人都知道，無限量QE帶來的易放難收問題，在真實世界里根本找不到最優解。而如何治理一國經濟生態系統的功能性紊亂，將是2021年各國面臨的頭等大事。

    經濟發展信心既源于對實力與制度的中長期自信，也離不開絕大多數市場主體對未來發展的理性預判。中國政府在面對疫情帶來的全球供應鏈的局部斷裂，以及海外基于各種理由打造“多元本地化”供應鏈的沖擊時，既理性判斷中國自“入世”以來逐漸形成的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的中樞地位不大可能因為一場疫情而很快失去，也冷峻認識到任何對趨勢變遷的疏忽，都有可能使得我們失去本就稀缺的戰略機遇期。因此，中國一方面以高水平開放對接一系列高水平投資貿易協定的談判與最終簽署，以穩住支撐經濟中長期發展的外部力量；另一方面，在致力于提升國際競爭力的同時，更重視以前瞻性預期管理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針對經濟金融領域的亂象，及時開展全面“體檢”并采取了關鍵補位措施。

    現代金融在一定意義上是基于強大的制造業、全球貿易價值鏈和資產定價權的有效整合。中國經濟要在不確定的世界里行穩致遠，既要持續整固制造業的競爭力，促進區域乃至全球范圍內的投資貿易便利化，更要明確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的相關指標，控制經濟金融化的邊界，以構建適應于21世紀全球經濟競爭與外部沖擊的彈性經濟貿易與金融體系。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