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返鄉過年亦可能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

    魏敏

    多年來“人類大型遷徙”暨運力矛盾集中暴露期——國內春運這一無解難題，似乎要因禍得福，被疫情“順帶”解決了。包括筆者自身在內的親朋好友，最近兩、三年的春節都沒有回老家，而是在所在一二線城市“就地”過年，已經是普遍現狀。

    除去就職公司和常住所在地的倡導與挽留，回老家過年所要應對的各種麻煩自然是令人躑躅的最主要原因。以最近上了熱搜的“惡意返鄉”話題為例，該縣長所要表達的意思并不陌生，但表達方式還是讓外界頗感意外。而一些地方話雖然說得沒有這么過激，但圍繞返鄉所“有言在先”的某些措施足以讓你在訂高鐵票、飛機票之前思索再三。這些地方往往也不是不讓回，但不論具體所在地是否涉及中高風險，動輒“14+7”或者“7+7”的隔離與監測天數，自然覆蓋了絕大部分人的春節假期。既然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以及綠色的健康碼、行程碼，還不足以讓有返鄉意愿的人從容應對，那么只能退而求其次，想出一些辦法來在年味與自便之間找出一個平衡。

    不過，事物都分兩面，不能返鄉過年亦可能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年輕的“塞翁”會免去返鄉后七大姑八大姨“有對象了沒有”“啥時要小孩”“今年掙了多少”等等熟悉的讓人頭大的詢問，中年“塞翁”會避免早已疲憊不堪的人情往來，費用還在其次，互相攀比是一些地方的頑疾，你不比自然有人替你代勞，春節相聚的村頭巷尾無異于一個大型“角斗場”。在大城市混得如何，返鄉時開的什么車（距離再遠有人因此也不辭勞苦），給親戚孩子發多少紅包，甚至用的什么手機，都可能會在不經意之間在老家上一次“熱搜”。總共不過七八天的假期，來回舟車勞頓，小孩水土不服，大人除了輪換地方吃飯，被站起來敬酒或者站起來回敬，啥正事也干不了的體會，因不能返鄉而不用重復，可能讓不少人暗自松了一口氣。

    至于最重要的事情——與父母的相聚，條件許可的朋友，會選擇在春節假期，請長輩反向來自己所在的一二線城市（往往防疫措施要理性許多，不搞一刀切）過年，定一個年夜飯的場地，讓父母享幾天難得的清閑。事實上即便在春節之外，很多人也早已把父母接到身邊，父母也愿意替在外打拼的子女帶帶孩子，照料一下家庭，這類人對返鄉過年更無剛性需求。條件還不具備的朋友，會通過微信視頻連線等方式，用稍顯笨拙但異常誠摯的祝福來附和年味，父母自然也會理解。但這里面有一類人的返鄉剛需之迫切，令人無法忽視。那便是夫妻二人一年到頭在外奔波掙錢，未成年的孩子放在老家，讀書、生活由老人照看。這一類人如果并非直接由中高風險地域返鄉，而只是因為所在打工城市恰好有確診病例，存在個別中高風險區域（以上海為例，目前僅一個門牌號在本月13號被劃為中風險地區，且連續多日未有新增病例），如果因此被阻止了一次間隔300多天才能看到自己孩子的機會，既不人道，也不合理。

    不久前，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的新聞發布會上，相關職能部門明確要求對于來自不同風險區域的返鄉群眾，各地要分類、分區精準落實防控措施，防止政策執行簡單化、一刀切，防止層層加碼。這說明減少不合理的一刀切對群眾正常生活出行的影響，同樣也是從上到下的要求與呼聲。值得一提的還有老家的商業與經濟，大到縣城某個小區的開發商，中至鎮上的服裝鋪面，小到村門口的鹵食店，多個行業的大小老板們可能比你的親人還盼你回家過年，畢竟小地方很多行業及店鋪掙錢就靠過年的人流，平常只能保本，臘月、正月尤其是前者的營業額決定了一年的利潤幾何。

    （作者系上海健康醫學院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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