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學生擠出官費或者通過打工、撰稿等其他途徑籌款寄錢養家的，所在不少。

    我曾在《君子近庖廚：民國留學生海外自炊錄》中說到大詩人朱湘留美期間，被迫從官費中擠出錢來寄回國內贍養妻女，以至度日艱難。確實，誠如潘光旦所說，一個月八十美金的官費，在美國西部留學、生活，由于物價便宜，每年可以節余一半以上寄回國內，甚至有不用寄回養家，同時又藉口拖延留學時限，因此而積蓄下來發了小財的；而在美東，則只能勉強維持，在英倫十三州更是過得日子緊巴巴的。朱湘先后留學的威斯康星州勞倫斯學院、芝加哥大學和俄亥俄大學，均屬美東，因此其艱難異常。

    其實，留學生擠出官費或者通過打工、撰稿等其他途徑籌款寄錢養家的，所在不少，大名鼎鼎的胡適，也曾設法接濟家用。如他在1914年3月12日的日記里說：“為《大共和日報》作文，以為養家之計，今久不作矣。此亦在二故：一則太忙，二則吾與《大共和日報》宗旨大相背馳，不樂為作文也。惟吾久不寄家，每得家書、未嘗不焦灼萬狀，然實無可為計。今圖二策，一面借一款寄家而按月分還此款，一面向大學請一畢業生助學金。二者非所樂為也，而以吾家之故不能不為之。”他似乎主要是靠稿費接濟家用，稿費不繼時，確實靠借貸維持；3月14日的日記即有及于此：“此間商人FredRobinson君慷慨以二百金相借，今日急入市以百金寄家，以九十金還債。”為了養家，有時真是陷入了拆東墻補西墻東借西湊的窘境。故他5月9日頗為意外地獲得五十美金卜朗吟獎賞征文獎金，不由大喜過望：“余久處貧鄉，得五十金誠不無小補。”其實，胡適的母親并沒有要他寄錢養家，只是曾于1911年8月10日寫信告訴他，家中頗形拮據，若有余錢，便寄一些做家用，而不可以亂花。由此也可見胡適主動承擔家庭義務的舊道德風范！

    著名經濟學家方顯廷教授1921年至1928年留學美國期間，前兩年有留美歸國的著名實業家穆藕初先生每月匯去綽綽有余的定期生活津貼，“使我足以有充足的儲蓄匯國內，資助我的未婚妻娜拉（王靜英）在上海接受教育”，那可不是一般的養家啊。可惜的是兩年后，隨著穆先生棉紡工業方面的破產以及擔任董事長的上海棉制品交易所投機失敗，自顧不暇，只好通過打工維持自己的學業及資助未婚妻的學業。

    著名生物學家李先聞獲庚款公派于1923年至1929年留學美國普渡大學和康奈爾大學，就曾自省到當年自己亂花錢不顧家，公費“每月八十元，只花四五十元就行，多余的錢，并未寄給家里，有時借給同學用掉”，而想到他當年由清華回鄉時，母親在他袋里發現幾塊銀洋，都拿去當家用的困苦情況，不由心慚；特別是有一次他通過打工積存下二百美元，寄給叔父，并請他轉寄一百元給他父親，“后來知道四叔接到我寄回的錢，感慨得哭起來了”，相信他自己也會慚然淚下的。

    著名的早期共產黨人鄭超麟留法時，則曾被動養家。他1919年赴法勤工儉學，因為當時福建在陳炯明的控制之下，而陳的政策是政府每年資助三百塊銀元。三百銀元在法國是什么概念呢？鄭氏自己有詳說。他說大戰以前，中國使用的墨西哥銀元，每元可兌二個半佛（法）郎。1919年，維爾塞和約簽訂之年，他們在香港時，每元可兌八九個佛郎。次年，佛郎大跌價，每元可兌至十五佛郎。他們到巴黎時，華法教育會派的招待員吳鐵生跟們說巴黎生活昂貴，每個月需要三百佛郎了，“但是三百個佛郎不過中國三十塊錢，這點錢在上海也是不夠生活的”。其實按當時的匯價，三百法郎還不用三十塊銀元。所以，他那時可以一心一意讀高中準備考大學而不需要去工廠做工。可是從1921年年底起，三百元官費被父親領作了家用——“地主家庭破產到了這種地步！”——分文沒有寄給他；“聽說，我的伯父為此同我的父親大鬧一場。但有什么辦法呢，一家人餓死何如一個人餓死。”這筆錢他父親一直領到1924年他從莫斯科回國，也確實對養家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