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消費者來說，天然會選擇自己最常用、用起來最順手，又能提供最多優惠的互聯網科技平臺。

    盡管面臨境外輸入性病例“倒灌”的壓力，但中國內地疫情的根本性好轉已是不爭的事實。只是綜合當前各地商家復工現狀，說好的報復性消費似乎比我們想象中的要來得艱難。消費者與商家在原有節奏被疫情打斷數月后，要從“低溫”當中再次啟動還是需要時間，不過近日各地消費券的大熱，讓我們看到了其帶動餐飲、旅游等服務業熱啟動的可能。

    以政府財政資金為支持的消費券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對消費券可以在特殊時期發揮出獨特作用這一點，各界并無分歧。疫情期間，國內多個省份發放了消費券。從商務部門監測數據來看，消費市場回暖明顯。考慮到消費券對服務行業拉動的乘數效應（根據中泰證券的預測，消費券或可讓消費增速8%），以及轉化為真實消費的比率接近100%，消費券特殊時期上升為“國家計劃”也不是沒有可能。因而，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消費券該不該發，而是該怎么發才能效果更好。

    以杭州本輪消費券的發放為例，額度為5億元，匹配商家11.8億元左右優惠，總額約16億元，活動分兩期，在杭人員可從支付寶首頁專區進入申領。其中的11.8億優惠就是支付寶聯合商家所進行的配套消費補貼，以此回補來“誘發”、“重啟”消費者被疫情影響的消費習慣，增加其他正常消費，讓商家最終可以覆蓋補貼成本并有利可圖。通過支付寶等數字科技平臺發放電子消費券還有一個好處，可以做到人臉識別，精準發放，解決騙補問題。同時通過大數據統計，確保消費券精準投放急需的行業和領域，還可以實時分析調整。此外還可以用技術跟蹤與限定用途，保證消費券只能用于真實消費場景，防范資金流入房地產、股市等投資領域。依托支付寶的實名認證、區塊鏈、風控技術，消費券完全可實現“一城一策”、“靈活可調整”、“公平可追溯”。因而南京、合肥、廣西等地積極響應，成為全國首批發放數字消費券的地區。

    不過也有觀點認為，對于電子消費券的發放，相關部門應與多個互聯網平臺合作，以保障互聯網平臺公平競爭。乍一看似有道理，但實際上是一種人人搭橋，家家修路的理解誤區，既不現實，也沒有必要。暫不論地方政府是否享有依據稅收貢獻等因素，來擇優選擇合作平臺的自由裁量權。這當中，商家和消費者才是最具有發言權的兩大群體。有能力自建APP并深耕全網渠道的商家畢竟屈指可數，商家，尤其是中小商家，天然會選擇最適合自己同時又能帶來最大銷量的平臺來合作。采購能力、供應鏈能力、廣告能力、會員能力、物流能力、支付能力、融資能力、會員管理能力，包括地理位置管理能力，都是商家寄希望在合作后能夠“搭車”獲取的能力。而對于消費者來說，天然會選擇自己最常用、用起來最順手，又能提供最多優惠的互聯網科技平臺。倘若電子消費券必須得重新下載一個冷門APP，或者必須登錄一個向來不熟悉、不常用的平臺才能使用，恐怕消費券的效果會大打折扣，過期未用也是浪費。

    從本質上講，發放一定數量和范圍的消費券，特別是面向社會弱勢群體發放，只要地方財力能夠承受，就合理可行。而現時的消費券大多覆蓋餐飲、旅游、圖書、文化等專項大類，使用規則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好支付寶等數字科技平臺專業和系統的技術保障來至臻完善。能夠使得適用群體的生活水準在疫情沖擊下不至于進一步降低，同時又帶動消費者其他消費投入，就實現了政府、商家和民眾的三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