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古籍整理工作的不斷深入，以及書法研究的“文化轉向”，版刻書跡越來越成為相關領域學者關注的對象和藝術家激發(fā)創(chuàng)意的資源。雕版印刷是中國古代最早出現(xiàn)的印刷形式，也是知識和信息復制、傳播的重要方式。不過，相比印刷而成的書籍所具備的形質統(tǒng)一多成品屬性，其用以凝定和保存文本的功能在歷史語境中實際更值得強調。即使同一版本的古代圖書會有或曾以大量形式出現(xiàn)和存在，但不妨礙每個個體獨立成為一件文物或藝術品。

    所謂版刻書跡，是指刊印而成的古書及相關文獻中的各種書體和文字。稱“版刻書跡”，而不稱“版刻書法”，是為涵括更多情況更為復雜的書寫標本。需要說明的是，嚴格和完全意義上的“版刻書跡”包括古書中的一切寫刻痕跡和數(shù)據(jù)，由于雕版印刷書籍所用字體均為手工書寫后再行雕刻，故不論文字形貌如何或曰是否體現(xiàn)書寫特征和書法風格，它們也都是手書痕跡的轉化呈現(xiàn)。以往叫法相對模糊的“印刷體”或“宋體”等，雖然很可能全然未入有關學者的研究視野，但卻不宜將之排除在“版刻書跡”概念范圍以外。

    古籍版刻書跡的豐富性是毋庸置疑的，也是可以想見的。書籍制作者的觀念、動機、知識、趣味、習慣等，都影響到其形態(tài)的生成和改變，此外尚有時代、社會和歷史的因素在起作用。如何認識與理解版刻書跡，應至少包含以下三重角度：

    首先，版刻書跡是古籍整理中應注目的基本對象。面對古代各類書籍和文獻，辨認研究字體和書跡始終是最基礎的工作，在雕版印刷技術出現(xiàn)之后，何種字體和書法進入書籍用字范圍，是后世判斷書籍產生年代和地區(qū)的關鍵依據(jù)，而辨識版刻字體與書跡，也是歷來版本鑒定的第一要務。以宋版書為例，其字體多參據(jù)唐人楷書，而各地審美偏好亦有不同，如浙刻類歐、閩刻近柳、蜀刻似顏，假如對這些前人已有總結的規(guī)律性現(xiàn)象缺乏掌握，或難以明辨唐楷諸家特點，很大程度上也就意味著整理研究工作的第一步尚未邁出。古籍中還有大量草書篆書字體，如明清人所刻書中多見今草章草序跋，古器物專類圖籍往往摹刻金文小篆，倘多半文字不能識讀，那么考證作者、析解文意、了解背景、撰述提要必將更感困難，甚至無從措手。

    其次，版刻書跡是書法史研究的全新領域。中國古代早期書法史，更多時候是有關銘刻書跡的研究和敘述，雖然中古以后筆墨書跡或寫本文獻成為書法史關注的主體，但書刻資料依然具備補繪全貌的價值。一直以來，除專為傳錄歷代法書名跡的“法帖”以外，版刻書跡并不為書法藝術研究者和愛好者所留意，在他們看來，書家手跡或曰所謂“肉筆”才值得探究和臨摹，“下真跡一等”者即碑帖拓本，版刻書跡則帶有太多“匠人氣”和“棗木氣”，實在和作為藝術的“書法”無涉。但如果嘗試調整觀看的視角，借助版刻書跡足以拓展書法史研究的方法和思路，就此面臨的一系列學術問題也亟待解決。總之，有關版刻書跡的研究不僅能夠再度將書法和古籍置于同一場景系統(tǒng)考慮，更將進一步豐富書法史研究的內涵。

    最后，版刻書跡是藝術設計觀念的重要體現(xiàn)。書籍由文字組成，書法是文字的藝術狀態(tài)和呈現(xiàn)，當書籍中文字的藝術性得以增加，書籍本身也趨于“藝術品化”。與古代稿本、抄本和寫本文獻不同，版刻書籍作為可能置于經濟史和手工業(yè)史語境中觀照的復制形態(tài)之傳播品，它們天然具備設計空間和設計需求。早在唐宋時期刊印佛道教典籍和經咒之時，辨選字體已頗見用心和用意，而明清以來越來越多書法家介入或被引入書籍題寫領域，也尤其體現(xiàn)人們之于書籍的設計欲望和藝術追求。大量實物證明書商、梓人和藏書家常常從不同角度考慮和測試書籍字體及其各種呈現(xiàn)方式的最佳效果，在保持“書”的傳統(tǒng)基本形式的前提下，于“字”的層面不斷嘗試探索出新。種種留存至今的版刻書跡甚至足以幫助我們思考書籍之為“藝術品”的概念范圍和邊界。

    重新觀察、審視和研究版刻書跡，使得書籍被置于更密集和復雜的社會文化網絡之中，在編撰、制作、傳播、閱讀的一系列過程中，都有與版刻書跡相關的行為和結果。整理、匯集有特點和代表性的古籍版刻書跡，無疑是深入研究書籍史、全面觀照中國古代書寫文化和書法藝術、理解中世以后東亞文化一體性的必要前提和重要路徑。我們對于古代書籍藝術特質、書體演進和變化發(fā)展過程、文化交流與文明互鑒形式的固有認知，也必將由此而得以拓寬和豐富。（文/谷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