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作為基本盤，上市公司對于實體經濟至關重要。證監會主席易會滿日前關于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問題的講話，詳盡刻畫了證監會對公司監管和資本市場改革的工作思路。舉其要者，提高違法違規成本、做好增量與存量改革、完善基礎制度可謂個中桎轄。自今日開始，本報圍繞以上方面，采擷各方聲音，希集眾智眾力，為提高上市公司質量貢獻一份“芹意”。

    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低已久為詬病。日前，證監會主席易會滿在中國上市公司協會2019年年會上提出，提高違規成本是提高上市公司質量的核心舉措，并明確表示要“積極推動《證券法》、《公司法》、《刑法》修改和相關司法解釋的出臺”，再次引發了市場對解決這一老大難問題的關注和期待。

    經各方多年呼吁，提高資本市場違法違規成本的推進工作正在提速。尤其是今年以來，從最高層在政治局會議上的表態，到證監會主席接連發聲，均表現了國家對這一問題的重視和著力改進的決心。資本市場生態復雜，存量格局下各方利益膠著，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需要頂層設計和各方合力。其中，聯動修訂《刑法》、《公司法》、《證券法》，全面提升法律震懾力是重要的解決之道。

    提高違法違規成本迫在眉睫

    資本市場運行二十余年，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當前資本市場違法違規行為所適用的法律仍為多年前制定，對違規行為的處罰力度與通過欺詐、造假等行為獲得的巨額收益相比幾乎不值一提。違法違規成本低，使得法律和監管缺乏震懾力。“我國資本市場發展迅速，證券欺詐發行類案件不斷增多。此類違法犯罪行為嚴重損害廣大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具有涉眾性強、涉及金額大、影響范圍廣、社會危害程度高、對國家金融管理制度破壞性強等特點。”深交所總經理王建軍表示。

    欺詐發行、信披違規、財務造假等屢禁不止，一些案件甚至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危害資本市場生態。

    今年以來，被證監會立案的上市公司及相關主體已達28家次，相較去年漲幅明顯。尤其是近期接連有“白馬股”陷入財務造假風波。比如，在公告了2018年全年業績預告之后，利源精制再次收到關注函，對全年業績預告情況進行關注。此前在2018年10月，在對交易所問詢函的回復中，利源精制承認了公司的財務造假。1月22日，康得新公告因涉嫌信息披露違法違規，被證監會立案調查。“白馬股”是資本市場優質企業的代名詞，接連出現此類行為，讓市場在嘩然的同時也加強了對提高違規成本的呼吁。

    從制度層面看，對違法違規懲戒力度不足是普遍共識。以欺詐發行為例，我國1997年《刑法》第160條首次規定了“欺詐發行股票、債券罪”，該條文歷經二十余年不曾修改。財務造假等信披違法違規行為會受到行政、民事、刑事三個方面的懲罰。其中，行政處罰針對公司和個人的頂格處罰是罰款60萬元和30萬元；刑事方面，《刑法》第161條所列違規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的最高刑期是3年。

    與之形成對比的是，成熟資本市場對欺詐等行為的懲處力度往往十分嚴厲，堪稱“坐穿牢底”。如美國《薩班斯法案》規定，故意進行證券欺詐的犯罪最高可判處25年監禁，對犯有欺詐罪的個人和公司的罰金最高分別可達500萬美元和2500萬美元。

    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劉新華表示，在市場監管過程中，處罰罪名不足、處罪輕、犯罪成本低始終制約著打擊違法犯罪的力度。提高處罪標準，增加處罪罪名已成為全市場、全社會共識。

    需頂層設計發力

    資本市場改革牽一發而動全身，點滴推動都需要各方付出巨大的努力。近年來，在打擊違法違規行為、凈化市場環境方面，監管部門在稽查執法、誠信建設等方面已取得明顯進展。

    對于市場呼吁的提高違法違規成本，包括證監會在內的多部門也在積極推進，在《證券法》第三次審議草案中，對欺詐發行等懲處力度已有較大幅度提升。

    但從實際進展看，違法成本的提升與市場期待仍存在不小差距，除加大罰款金額外，刑事方面的處罰力度仍未見改觀，立法推進的進程緩慢。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劉俊海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提高違規成本的工作推進緩慢，有多方面原因。包括在整個社會法治理念提升的背景下，某些上市公司唯利是圖、見利忘義的思維沒有改變；監管存在真空地帶，執法精準化沒有到位，難免有漏網之魚；資本市場各方對法律缺乏信仰和敬畏之心，缺乏對公眾投資者的感恩之心。

    中國市場學會金融學術委員、東北證券研究總監付立春對記者表示，主要存在法律和市場兩個層面的原因。

    從法律層面而言，資本市場的法律是多元的，對某一法律條款的更新或修改會對其他法律產生影響，工作量巨大。其次，涉及不同法律之間的協調，如果《刑法》、《民法》、《公司法》沒有相應的完善，《證券法》自身修改的作用也很有限，這是一個系統性工程。此外，與英美法系可以用案例作為法律參考不同，中國的法律體系屬于成文法，需要通過法律自身修訂去適應實踐發展，市場發展日新月異，法律的修訂存在時滯，迫切性非常強，但這是一個更復雜的問題。

    從市場角度而言，現有的市場格局有所固化，包括監管層、企業、投資者已經適應了當前的市場和法治環境，一旦有所改變，涉及到非常廣泛的利益重新分配，這個過程可能有所誤傷。此外，大量中小投資者此前偏好高波動高風險的股票，一旦立法這種股票可能面臨股價崩盤或者退市的風險，這種情況下如果沒有完善的投保機制，部分股民利益可能受損。

    “現有的存量格局，利益相關方太膠著，太密切，牽一發而動全身，存量改革的阻力很強。”付立春表示，除了法律外，還要有相應的法規、機制等補充，如集體訴訟制度、投資者權益保護機制等。

    多方呼吁聯動修法

    資本市場涉眾廣泛，利益相關主體眾多。對違法違規案件尤其是影響惡劣案件的懲處，不僅需要證券監管部門發力，也需要公檢法等多部門介入。《證券法》與《公司法》、《刑法》諸多條款緊密相關。為更好發揮法律合力效能，對上述法律進行聯動修改也是市場的普遍呼聲。

    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劉新華看來，隨著資本市場規模的擴大，產品的豐富，以及金融科技手段的廣泛應用，資本市場犯罪行為日趨多元、隱蔽，表現出高智商化、高科技化、高協同化特征。現行刑法存在涉及資本市場的罪名種類少、犯罪要件表述不完全、處罪輕等問題。同樣，公司法缺乏對上市公司依法運營保持高壓監管態勢的依據。在實踐中普遍存在稽查線索難、取證難和舉證難的情況，雖經一系列稽查、取證和審判，但最終依現行刑法獲刑罪較輕，難以取得有效的法律效果和震懾作用。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湯欣對證券時報記者表示，在《證券法》“三讀”和《公司法》即將啟動修改之時，能否借此時機聯動進行《刑法》修訂是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證券法》里法律責任制度的加強很大程度上仍著眼于行政處罰，但民事責任、刑事責任都需要逐步豐富和試點。目前在民事責任領域已開始一些嘗試，如示范訴訟制度、多元糾紛化解機制等，這些要一步步探索到位。再比如刑事責任制度，這不是《證券法》所能包含的，必須回歸到《刑法》當中。這樣就需要聯動考慮《證券法》、《公司法》跟《刑法》相關條款的對接，不可能期望證券法修改在法律責任方面一勞永逸地解決所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