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吳曉璐

    8月19日，全國企業破產重整案件信息網顯示，由于包商銀行實際已無財產可向債權人清償，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裁定終結包商銀行破產清算程序。這是國內銀行首個完成破產清算司法程序的案例，市場人士認為，包商銀行破產中的很多實踐，為我國完善金融機構破產相關規則，具有重要借鑒意義。

    8月1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東明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執法檢查組關于檢查《中華人民共和國企業破產法》實施情況的報告（簡稱《報告》）時提及，金融機構破產缺乏專門規范；上市公司破產情況復雜等。

    全國人大常委會2021年度立法工作計劃顯示，修改《企業破產法》已經被納入。而如何健全金融機構、上市公司破產法律制度，完善破產重整規則，成為業內關注重點。

    “完善金融機構和上市公司市場化、法治化的退出機制，具有四方面意義。中國政法大學法與經濟學研究院院長、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主任李曙光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首先，穩定金融市場。在防范化解系統性金融風險中，破產機制可以起到精準拆彈的作用。第二，穩定市場預期。給股民、債權人設立預期，金融機構和上市公司也存在破產的可能，投資者買賣要自負其責；‍第三，明確中介機構的責任，督促其主動規范金融市場參與主體的行為；第四，完善金融風險防范體系，更好保護投資人和債權人的利益。

    李曙光認為，目前，解決金融機構和上市公司破產中的機制難題，可以推動“五法”聯動修改，即推動《企業破產法》《中國人民銀行法》《銀行業監督管理法》《商業銀行法》《證券法》中相關條文修改。此外，《存款保險條例》等其他配套法律法規可以相應修改。

    金融機構破產存兩方面問題

    進一步規范化已具備基礎條件

    《報告》顯示，實踐中，由金融機構風險處置的行政程序進入到破產司法程序，面臨風險處置工作能否被司法程序認可、風險處置資金費用能否優先受償、風險處置的接管人或行政清理組能否繼續擔任破產管理人等一系列問題，不利于金融機構破產和金融風險防范。

    “金融機構破產的難點在于其涉眾性和系統性。相較普通企業破產場景，平衡各利益相關方的訴求、兼顧公平和效率、避免出現系統性風險，需要處理更尖銳的矛盾。”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郭靂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企業破產法》對金融機構破產的規定主要第134條，目前來看，相關規定還存在很多不足。”‍李曙光表示，目前，國內金融機構破產主要存在兩方面問題，一是前置程序問題。目前金融機構破產的法律依據不足，因為金融機構破產主要是為了防范金融風險，前期需要有對金融風險的識別機制和‍‍預警機制。目前的法律中，沒有對金融風險識別的前置措施。二是破產清算和重整的程序問題。金融機構進入破產程序之后，面臨幾個大的問題，如‍‍破產的‍‍提出主體、適用范圍、管理人等，另外，還涉及稅收問題，與行政監管部門的銜接等。目前，僅有一些行政措施，沒有法律效力。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院教授陳景善亦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關于金融機構破產，《企業破產法》只規定了適用對象、金融機構破產原因、破產申請主體、監管機構申請同意權等破產適用的程序類型以及破產保護效力，能夠充分覆蓋金融機構。但是，因金融機構破產涉眾性強，涉及公共利益的保護，行政程序的介入、其他法律規定與破產法銜接不暢等原因，遺留諸多問題無法處置。

    “但是，隨著存款保險制度的建立、證券存管要求的嚴格、擔保登記及優先權差序對待的明確、投資者保護措施的嚴密等，金融機構破產的規則化、規范化，基礎條件正在逐漸具備。”郭靂如是說。

    另外，在實踐中，包商銀行的破產清算流程，也為金融機構破產相關法律法規的完善，提供了借鑒意義。

    “‍包商銀行破產清算過程中，保持了社會穩定，這是最重要的，其中一些做法非常不錯。”談及包商銀行破產，參與包商銀行破產程序的李曙光表示，首先，專門有大型商業銀行進行接管，蒙商銀行、徽商銀行接管包商銀行的客戶。其次，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以下簡稱“存保機構”）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按照《存款保險條例》規定，對存款在‍‍50萬元以下的全部兌現；50萬元以上的按階梯式兌現，沒有出現擠兌風險，存款保險基金進行了資金墊付。其中，存保機構充當了戰投角色，但是退出時是否具有優先權，還需要法律進一步明確。最后，成立了接管組。商業銀行有很多借款和應收債權，接管組對其進行了追討，能夠挽回很多損失。

    上市公司破產

    需完善證券監管機構和法院銜接問題    ‍‍‍‍

    據《中國上市公司破產重整2020年度報告與重整計劃分析》顯示，截至2020年12月31日，自2007年《企業破產法》實施以來，我國共有73家A股上市公司重整計劃經法院裁定批準通過。

    但是，上市公司破產真正走向清算的很少。對此，李曙光表示，主要是因為上市公司清算涉及多方利益，各方保殼動力較強，另外，清算對市場影響也較大。

    郭靂認為，上市公司破產事關大量公眾投資者，在我國又牽涉到頗為獨特的殼價值及央地關系，非常復雜。利用好破產重整程序，讓公司重獲生機是一個重要選項，否則應依據規則整理清算，有序退出。

    《報告》顯示，《企業破產法》對上市公司破產并無特別規定。上市公司破產實踐中，在證券市場監管與破產司法程序銜接、股東大會與債權人委員會的決策機制平衡、進入破產程序后的信息披露、上市公司關聯企業合并重整程序等方面缺乏明晰規定。

    陳景善表示，上市公司破產中經常遇到的問題主要有三類。首先，出資人權益認定問題，其涉及股票投資者損害賠償請求權受償順位，債權人地位絕對優先于股東地位的絕對優先主義與債權人受償比例優先于股東的相對優先主義原則的立法選擇問題；其次，資本公積金轉增資本缺乏程序，債權人利益減損的問題；最后，破產重整公司違規擔保、大股東資金占用、債轉股的定位、破產重整與公司法、證券法的重組制度的銜接、上市公司重整中的法院的角色、交易所的角色、管理人的角色定位均需要在制度修改中予以考慮。

    “較一般企業破產案件不同，上市公司破產案件有其特殊性，應當予以特別關注。”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湯欣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第一，在保障債權人與債務人的合法利益之外，上市公司破產時應當相應強調對出資人（尤其是中小股權投資者）利益的保護。第二，鼓勵上市公司破產重整，減少清算對社會、資本市場穩定的不利影響。

    “上市公司破產面臨的最主要的問題是證券監管機構和法院的銜接。”李曙光認為，對于上市公司破產中面臨的問題，《企業破產法》修改中要考慮四方面問題，第一，考慮證券監管機構跟司法部門之間的關系。證券監管機構在上市公司破產中扮演什么角色，如何更好配合司法程序。‍‍‍第二，考慮股東問題，如何平衡股東和債權人的權益。‍第三，考慮專業機構介入，要引入市場化的處理機制。第四，考慮具體操作問題，如關聯公司是否納入、如何納入的問題，如何處理控股股東的個人資產‍‍質押問題等技術性處置問題。‍

（編輯 張明富 上官夢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