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上海數據交易所在揭牌一周年之際，將啟動數據交易節，并將探索設立數交所國際板。10天前，深圳數據交易所正式揭牌。至此，北上廣深四個一線城市均已成立數據交易所。

    數據作為新型生產要素，正成為各地爭相入局的新賽道。在《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的意見》中已明確提出“加快培育統一的數據市場”背景下，誰將勝出？業內普遍認為，數據交易所將有一個大浪淘沙的發展過程，未來可能形成幾家頭部的全國性數據交易所+多個地方性數據交易所的多層次數據要素市場，其中北上廣深等一線城市的數據交易所被認為最有競爭力。

    然而，經過多年的發展探索，數據交易行業的爆點卻遲遲不來。深圳數據交易所董事長李紅光向證券時報記者表示，目前仍屬于數據要素市場探索初級階段，各地的差異發展是有利的，經過不斷發展、比較，可以探索出最優模式。“統一大市場應該是市場形成的，而不是制定形成的，未來市場會慢慢形成一個公認的最優方案。”他說。

    數交所建設熱潮迭起

    一場開幕式及主論壇、一個數據交易節，在上海、新加坡、重慶、深圳、合肥等地舉辦20場主題論壇……上海數據交易所揭牌一周年的活動，處處透露著當下數據交易的熱度。

    國家工業信息安全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2022年數據交易平臺發展白皮書》顯示，截至2022年8月，全國已成立44家數據交易機構，平臺的注冊資本多數介于5000萬元至1億元之間。此后，又有蘇州、廣州、深圳等地的數據交易所相繼揭牌，全國掀起了新一輪的數據交易市場建設浪潮，多地政府、企業爭相入局，搶灘數據交易新賽道。

    其中，11月15日剛揭牌的深圳數據交易所，累計交易已達11.07億元，覆蓋場景53個，交易筆數415筆，已收錄入庫超過55大類的數據資源信息，涵蓋超過600個數據產品。

    上海社會科學院信息研究所副所長丁波濤此前在接受證券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與以往的數據交易所或數據交易中心相比，當下新設的數據交易所，探索更加完善的數據交易制度、規則，同時構建更加完善的數據交易生態，參與者不僅包含買賣方和交易所，還有專業服務機構，比如資產評估機構、法律咨詢機構、數據清洗和交付機構等。

    我國的數據交易產業最早起步于2014年。當年年底，貴州成立了全國首家大數據交易所——貴陽大數據交易所。隨后4年，又有多地設立了數據交易平臺。這被業內認為是第一波數據交易平臺的建設熱潮。

    “當時應該說是百花齊放，都認為數據是新戰略、新藍海，于是一哄而上。”一位跟蹤研究數據交易多年的業內人士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目前回頭看，第一波浪潮里既沒有把數據搞明白，也沒有把數據交易基本制度和基本框架探索清楚。”

    2019年起，尤其是2020年我國明確數據作為生產要素起，數據交易所掀起第二波建設熱潮，包括北上廣深在內的數據交易所，都是這一階段的產物。據悉，該階段的數據交易所，建設主體都由省級政府牽頭，由國有企業打造，同時開始有意識地探索數據產品向數據資產的過渡。

    無一例外，各地瞄準的都是國家級數據交易所。上海數據交易所多次提到，目標是加快打造國家級數據交易所；剛揭牌不久的深圳數據交易所，同樣提出建設國家級數據交易所；貴陽大數據交易所在股權改制后，也提出力爭打造成為國家級數據交易所。

    尷尬的場內數據交易

    數據交易所主要做什么？

    “你可以將其類比為電商平臺，賣方是平臺上數據產品的提供方，買方是平臺數據產品的需求者，數據交易所就相當于京東淘寶，建立規則體系并完成買賣雙方撮合交易。此外還有數據服務商、第三方服務機構、監管方等。”深圳數鑫科技有限公司創始人、CEO吳會才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這樣比喻，“我們公司是提供基于數據空間技術構建的可信可控數據流通平臺，就相當于電商平臺‘物流’的角色，買方在平臺下單后，由我們的流通平臺將數據產品從賣方安全可信地送到買方手中。”

    在上海數據交易所數據產品交易行情屏幕上，分別列有產品名稱、供方名稱、掛牌代碼、產品類型、數據產品登記證書、數據產品說明書、合規說明書、數據質量評估等信息。

    一位參與了數據場內交易的企業負責人向記者表示，場內交易的好處首先是合規，不用擔心買到違法的數據，同時由于是一對多的交易過程，可以大幅降低交易成本。

    既解決了合規問題，又提高了交易效率，降低了交易成本，數據的場內交易理應備受追捧，然而現實卻是交易規模并不高。“數據產品在數據交易所掛牌，當前更多的是展示效果。”前述跟蹤研究數據交易多年的業內人士估算，數據場內交易體量可能還不及場外交易的百分之一甚至千分之一，“大量的數據交易仍然散落在企業之間正常流轉的場外市場，以及數據非法買賣的地下市場。”

    上海協力律師事務所合伙人江翔宇分析，目前想去數交所掛牌的數據企業并不少，關鍵問題在于數據的所有權尚未明確，參與雙方仍擔心數據掛牌出售會觸及法律風險。

    在上述業內人士看來，目前交易的都是數據產品而不是數據本身。“按照傳統交易而言，一般指的是某種商品的所有權或者某種權益的所有權，但數據所有權目前還沒有確權機構，而且圍繞著數據確權的爭論還沒有確切定論。”

    江翔宇表示，數交所的交易機制和系統建設尚需時間建設和完善，當前數據場內交易的便利性仍無法實現。

    相比交易系統的建設，數據產品的定價更是難點。“傳統的商品交易和證券交易都是不可復制的，但數據具有可復制性，每個人使用后產生的價值也不一樣。”江翔宇說，“數交所在無法采取‘連續競價’和‘價高者得’等規則下，又該如何給數據產品定價，以凸顯場內交易價值呢？”

    配套制度亟待出臺

    前述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要破解數據場內交易難題，首先要完善法律制度，“目前圍繞數據交易確權、評估、定價、交收、資產臺賬等方面的法律仍是空白”。

    由于基礎立法空白，地方性立法和地方性制度中已有一些探索。據悉，即將在上海舉辦的全球數商大會上，上海浦東將發布支持數據交易的系列實質性政策。然而，由于數據本身沒有疆界，畫地為牢并不現實，業內普遍認為，制度仍是當前需要完善的重點之一。

    相關工作已在持續推進中。今年6月22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審議通過了《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統籌推進數據產權、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安全治理，加快構建數據基礎制度體系。

    吳會才認為，這一基礎制度體系基本覆蓋了數據流通交易核心環節，無論是數交所還是面向產業鏈的數據流通，都會更加有據可依，“業內很期待這幾個制度文件盡早出臺”。

    其次是數據交易生態的搭建。當前，參與市場數據交易的主體有限，主要是金融機構、運營商以及一些掌握核心數據的平臺，大部分企業對數據交易還沒有理解。此外，其他交易市場都有大量中間商，提供市場撮合和服務功能，而數據交易領域的中間商體量還較小，尤其在交易領域能夠為買賣雙方提供數據撮合的中間商偏少。

    為此，多家數據交易所都重視數商、數據經紀人的引進和培育。其中，上海數據交易所揭牌當天即簽約百家數商；廣州數據交易所揭牌當天，首批數據經紀人、數商企業也已簽約進場；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也提出了“數字經紀中介”模式。

    深圳飛笛數云CEO丘慧慧向記者表示，場內交易依賴于數字化的生態搭建，“數據的價值反映在對每個垂直行業的業務場景上，那就意味著數據交易是非標產品，這是由上游需求方對需求的數字化定義的成熟度決定的。”在她看來，業務場景的業務數字化需求定義不充分、不清晰是當前最大瓶頸，需要數據服務供給方和需求方共同對業務的場景進行數字化的定義，共同打磨后，數據才可能“因場景而生”。

    三是持續做大場內交易規模。盡管未來加載基礎設施建設的數據交易所更受交易雙方青睞，但對當下來說，如何讓場內交易活起來，則是各家數據交易所面臨的最大問題。

    吳會才認為，政府公共數據率先開放共享，撬動更多的社會數據參與，是數交所提升吸引力的好抓手。他舉例稱，假設深圳市或者全國某些部委的公共數據，授權深圳數據交易所或第三方來運營，運營方把數據加工成場景化的數據產品，在數交所掛牌出售，顯然可引來數據交易的需求方。

    “早期淘寶、京東、拼多多也沒有多少交易量，但當大家發現越來越多的人在電商平臺上買賣時，就會有越來越多的人參與。”吳會才說，“這是一個生態體系繁榮的過程。”

    前述業內人士則認為，數據資產的定位是真正開展數據交易的一項必要工作。據透露，業內目前正在論證，把數據這種資產納入企業的會計臺賬，一旦獲準，就明確了數據作為一種無形資產的定位，這時流通交易都不再是障礙。

    “如果某個產業或者某個區域先行先試，允許數據資產進入會計臺賬，則有望迎來數據交易的爆點。”該業內人士向記者表示，“或者相關部門出臺措施，鼓勵引導國有企業數據率先進場交易，也可引爆數據交易。”